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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1961年开春起北京就陷入一种恐怖的萧条气氛当中，满街没有人烟，人的心里净是绝望和悲伤，那是经历了漫长战争之苦的人民对所谓新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政府已经尽力，但仍然无法保证人民果腹。原来每个婴儿和小孩子每月尚可凭票领一袋藕粉，到那时候也已经没有继续实现的可能。

9月的时候，我跟淑贤商量著，带上秀海和迁儿，去河北衡水淑贤的老家呆一段日子，想著农民的生活应该至少比城里要好过一点，至少农民还守著自己一块土地。

我们天还没亮就坐上火车，坐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衡水。想来跟我们持有同样想法的人应该不少，因为一入河北地界，人明显比北京多起来。

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淑贤抱著一路睡著的秀海，迁儿靠著我，和我一起坐在对面。

我们这次去投奔的对象，说起来是淑贤一个远得几乎不相识的亲戚，姓文，文军，算是淑贤老舅爷一辈的某个表亲。淑贤和我一样，从降生起就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今次若不是实在逼得无法生活，也断不会想到要来善庄寻几十年没照过面的远房亲戚。

我们在衡水下车，人生地不熟也辨不清方向，四处问人也找不到那个善庄，便只好沿著土路一路瞎摸。沿途的一路都是干旱的庄稼地，地里几乎没有人在劳作，想是这河北也是重灾地，种了也未见得能有什麽收成，便索性省了力气，也减少因为辛苦劳作而消耗体力和本就不足的粮食。

中午的时候我们走过一片枣树林，那树上只零星挂著几个枣子，想是已经被太多人摘过，只剩高枝上还有些成熟的果实。

秀海噌噌几下爬上去，边吃边从树上往下丢果实，我和淑贤把兜里都塞满，迁儿坐在一边，仰著头安静地微笑，叫我无意间瞥见，心里柔软地疼一下。我拿衣角擦干净一把枣喂到迁儿嘴里，他还是笑眯眯地看著我，嘴角流出枣子的汁液，我满足地用袖口给他擦净。

我们才吃了几个，就有人从庄稼地里蹿出来，拉住我的袖子。

“你们是谁？哪儿来的？”

我看那男子年纪很轻，眉宇间稚气未脱，估摸不过二十一二岁，而那面相上又有几分熟悉，不禁走近些仔细端详。淑贤吓一跳，生怕我跟人家吵起来，赶紧丢了枣跑过来拉住对方的衣服。

“小哥，我们是北京来的，想来找个人的，您看……”

对方把我们一行四人挨个儿扫描一遍。

“北京来的？你们不知道这树都是有主的吗？谁许你们随便摘了吃的？”

我眉头揪紧，淑贤更加害怕，死命拉著我给对方赔不是。

那年轻人竟不依不饶起来，拉著我们就要去大队。

淑贤拼命拉住对方道歉。我拨开她，走到那男子面前。

“要去大队是吧？那就麻烦你带路了。”我转身从一脸不安的淑贤手里抱过秀海，淡淡道，“别怕，不就是太饿了摘他几个枣吗？社会主义的枣养社会主义的公民，有什麽不对？去到哪儿说理咱也不怕，反正咱这不是敌我矛盾。”

我们被送到大队的时候，在里面的几个人正在吃午饭。

大队长的年纪意外地轻，似乎跟我差不多。个子很高，浓眉大眼一脸正气。听了我们的情况二话没说就从桌上抓两个煮熟的鸡蛋塞到秀海的衣兜里，又看一眼迁儿，只一眼就看出迁儿的与众不同，掰了半个窝头递过来。迁儿露出甜甜的笑容，我代他向大队长道了谢。

我们和大队长以及几个村干部坐在一起吃了简陋的午饭。

我向他们打听善庄老文家。在座的一个村干部“哎呀”一声，道：“老文？文军吗？他都去世三年啦！刚才带你们来的那个，那就是老文的孙子焕杉。”

我们惊异於这样与亲戚的见面方式。文焕杉被叫了来，先跟我们道了歉，随後邀我们到他家住一段时间。我跟淑贤也实在不想就这样回家去，便答应了。随焕杉走的时候，我看到大队长又拿了两个生鸡蛋给迁儿，并细心地嘱咐他不要摔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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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庄是个不大的村，但是村民的生活俨然要比河北的其他地方生活要好上一点，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