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果难偷（修改版）_南方情史【自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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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他们不想做。

首先是缺乏作案的场地。

他们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匡薇五楼，周家华二楼。

最高的六楼有专用电梯直达，出了电梯，尚需通过一个带防盗门的钢栅才能进入走廊。员工禁止入内——这里是来自台湾的总经理及高层管理人员的寝宫。

宿舍楼的第一层是单人间。是用聚合板把正常的房间隔成若干个五六平米左右的小间，名曰“干部房”。

住进干部房在生活水平上有显著提高：他们拥有个人的电视机和音响设备——尽管能呆在宿舍里看电视和听音乐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

节假日，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电饭煲涮火锅，这一点让普工们特羡慕。外来工伙食改善协会的主要成员有火腿肠、萝卜、生菜、腐竹和油豆腐等，鸡肉、排骨、猪手等大大人物担任顾问和客座教授，阵容不算豪华。但食堂的饭菜吃得久了，再艰苦朴素的人都想**一下。而这种合法**的权利，只有干部房的人才有资格享有。倒不是普工请不起猪手、鸡翅这样的顾问，问题是在集体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处罚力度大于聚众赌博。很少有人愿意冒险。

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外，住干部房还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是作为一种阶级属性而存在的。

工厂里分管理和员工两大阶级，又分车间和办公室两大阵营。一般而言，办公室的所有成员都属于管理阶层，车间方面只有组长以上级别的才算管理人员。

车间基层干部才很难进入办公室交际圈。有如重文轻武的宋明两朝，车间干部是武将，办公室成员为文臣。虽然组长管着几十号人，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还不如一个办公室被人管的文员或助理来得意气风发。

办公室阵营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在地位和心理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比大都市的白领相差甚远，但在工业区范围内，已足够产生优越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屁话。

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这是现实。

干部房看上去很美，但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比如，木板的隔音效果就很不理想。晚上办事的人要么极力压制情绪避免让自己忘乎所以，要么就习惯左邻右舍看你时怪怪的表情。

无论如何，相比在集体宿舍的被窝里偷偷自慰的普工，已足资骄傲。

厂里有一对都是普工的中年夫妻，多次利用中饭后的短休时间在男宿舍用被子搭起帐篷，众目睽睽之下展开肉搏战。被子像异形一样蠕动，铁架子床叽呀叽呀地为之配音，龌龊的声画，折磨着痛苦不堪的工友们——之所以丝毫不能产生窥私的快感，并非因为他们很纯很高尚，主要是因为格斗表演赛的女选手，不但相貌极丑，身材臃肿，并且脾气火爆，嗓门粗大，属于“男不理”型。

实在很黄很暴力，童男周家华与处女匡薇干不了这活。

他们都上过高中，是车间阶级中的精英，只要表现不太坏，熬上一两年，一般能晋升管理阶层，到时候就能住进干部房。

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周家华曾计划在工厂后面的山上或车间楼顶上采取行动。前者因屡屡发生恶性治安事件而被放弃，后者因勤勉的工厂保安巡视频繁也未能得手。

其实作案地点的困难并不足以阻止两个热恋的青年出轨，关键是没时间。

厂里有一个日本的大订单，连续数月加班，没有星期天。病假需有医院证明方可准许，请病假一天扣除当天工资和全勤奖。请事假一天扣除三天工资以及全勤奖——实际上事假被批准的机会几乎为零。

日本人对质量要求严苛到了近于变态的地步。两个月前，一批两万个的车门把手交货，日方抽样检验时发现五个产品的电镀层有外观瑕疵，整批退回。

董事长在电话里把总经理骂得狗血喷头，总经理在办公室把课长们一溜骂得狗血喷头，课长憋着气到车间去骂组长，组长挨个骂员工……员工骂日本人。

车间QC责无旁贷地充当了挨骂先锋。和匡薇同在QC组的两个女孩一边抹着泪水，一边用沾了酒精的擦布不停地抹着车把手，不敢分辨。匡薇神色不改，埋头干活，把课长的咆哮当耳边风。

通知下来，车间QC每人罚款200元，品保课每人罚款300元，相关课长每人罚款500元，退回来的产品由QC组全检，每天至少加班到凌晨一点，不得请假，直到完成交货。

匡薇要辞工，组长和课长都不肯签字，和颜悦色，诚挚挽留——毕竟像她这样既能干又漂亮的女员工实在难找。

主管不签字财务室就不给结算工资，行李也不能带出厂。匡薇无奈，只得继续加班。周家华只能安慰她：“忍耐几天吧，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可是，上一批货还没完，新订单又来了，照样十万火急，照旧加班加点。

“今晚加班到几点？”成了大家在饭堂和卫生间里碰面时的标准化问候语。

就这样，五个月过去了，周家华与匡薇的交往，仅限于几次拥抱和接吻。

而匡薇明天就将离去，周家华期待已久的巫山**，眼看就要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