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读不下去的《东方欲晓》说得不亚于《青春之歌》,这不是吹捧是什么?可怜的母亲又被他骗住了。
她把亲戚出于好心,给她打电话,让她小心刘亚光的情况全盘告诉了刘亚光。刘就势讲了一番他在单位如何受压,受排挤的历史。说科学院的方毅、李昌、陈钦锋(微生物所党委书记)等领导怎么官僚主义,怎么压制他,还说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位科学家是个大学阀……母亲后又找了几个人,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刘亚光来讲学是天津卫生局邀请的,自然不会说刘是骗子,所以在母亲能接触到的天津的有限的圈子里,那时肯定他的占多数。母亲就轻率地,完全地相信了刘亚光。
刘亚光有着科研人员的特点,不讲吃穿,工作狂。母亲看见他穿破棉袄,吃得简陋,又黄又瘦,就产生了恻隐和尊敬。她有时候特容易上当,只从外表看人。于是母亲开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79年2月21日,在认识刘亚光3个月后,母亲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请求转给华主席一封信,为刘亚光频频受压说话,后华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
方毅立即指示国家科委派两个人来天津,开会座谈刘亚光的科研成果。结果形成两派意见,各持己见,最后不了了之。
中科院微生物所对刘亚光的批评性看法,也有根有据:
1974年,刘数次上书,声称他在菸草花叶病毒增殖的研究中推翻了洋权威的结论,经查,不是事实。
1975年,曾给周总理、华国锋、李先念、江青、王洪文等写信,反映他科研工作的问题。
1976年,刘又上书,称他用环胞苷酸治疗癌症取得突破,经查,不是事实。
1978年,刘声称生脉散对心肌dna的研究获得突破,经专家审查,实验有问题。
作为家人,我们当然要保护好母亲,再三劝她不要介入这个案子。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她是外行,还是少说为好,学术上的问题很复杂。刘亚光如果受了压制和委屈,应该寻求科学界里的权威或同行来支持,让一个不懂科学的作家给他呼吁呐喊,并动用中央首长的权威压对方,这绝不是正派路子,对方也肯定不服。
但母亲根本不听家人的劝说,继续与刘亚光频频见面,长时间密谈。刘亚光来我家后,非常傲气,对别人根本不理。母亲自然总是好菜好饭招待。香山那个秘书回家时,还让刘亚光长期住在香山。
我曾委婉地劝过母亲,这事千万要慎重。可母亲却说那么多中央首长支持他,难道都支持错了?为搞科研,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快40岁了也不结婚,都是明摆着的。母亲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完全被刘亚光给迷住。她在笔记本上写道:认识刘亚光之后,从此“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多年来不关心现实斗争,只沉溺于写过去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
她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决心为个小人物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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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2
应当说,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员受打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你得罪领导,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旧挨整。母亲帮刘亚光向上反映情况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她希望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呐喊几声,帮帮忙。只可惜她选错了对象。
据科学院的人反映,刘亚光思想活跃,有干劲,能吃苦,活动能量大,研究能力较强。但在科研方面,他喜欢走捷径,找出成果快的课题。所以不踏实,朝三暮四,经常变换项目。
他抓住一些老同志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的心理,强调生脉散的研究有利于治疗癌症、冠心病,很轻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
看了双方材料,我作为旁观者,不得不承认微生物所对母亲的批评大部分是对的。她先入为主,完全偏听偏信刘亚光的一面之词。她从没有去微生物所调查,认真听听反面意见。微生物所多次邀请她去谈,她都不去。
母亲只能用刘亚光提供的炮弹对付微生物所。比如强调说刘亚光的研究,国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让国外表示浓厚兴趣有时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说:一项科研成果的确立,“前提是要该成果能经得起实验验证,在此基础上依靠同行科学家的评议。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母亲还强调说刘亚光对海参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驳道:海参粘多糖是天津药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刘亚光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只干了一个来月,实验没有几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轻率。
……
母亲感到了压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848号提案,为刘亚光呼吁,说他受到了压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公开为刘亚光鸣冤叫屈。
外行都纷纷为母亲叫好,但科学界内部却激起了不同反响。他们说,判断一项科研成果应请有关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验结果来定,不能由杨沫同志来充当科学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 《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样一个人》,系统地反驳了母亲的报告文学,看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
母亲依然不服,又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王任重写信,请求他允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王任重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批示给《人民日报》:
同意杨沫同志意见,可以发表她的文章。请你们和《浙江日报》共同调查一下,这大概又是一种不正之风作怪,应当揭露之。
于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来信:《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全面替刘亚光辩护,说对方破坏四化,压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景沛看了母亲的文章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所一位副所长交给我一篇文章,要我负责审阅,是刘亚光写的。“我阅读后发现该文根本不具备一篇科学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说不够科学性),同时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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