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回 萌生离意：难忍支书似家长（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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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党建立起来的大队领导班子，以老中青三结合组成。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组成结构存在的难以融洽问题逐渐显现。

由于老中青三结合组成的支委会成员个人经历不同，文化水平差距很大，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存在很大差异。

老支书的“家长式”习惯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原来的老班子中，成员都是老支书的同龄人，在一起工作了多年，相互有共同语言。遇到什么事老书记要怎么办，一般只需和其他成员通一下气，几个支委分头去干，用不着形成什么决议。班子成员犯了错误，都相互包瞒，保持一团和气。因此才有了后来两个干部被开除去党的结局。如果支部尽早发现尽早帮助，不至于发展到开除出党的程度。

新班子成立后，由于认识水平的差异，许多事情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家长式行不通了，老书记的主张有很多时候被多数支委推翻，使这个在支书位置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书记甚为不满。从道理上讲，少数服从多数是组织原则谁也不得违反。但在具体落实上往往执行较难，支委会出现各行其实的倾向。

在一次决定新增一名民办教师的支委会上，老支书提出的人选没有得到多数支委会成员的支持,而是通过了另外一个由我提名的人选。因为这个人选的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比老支书提出的人选强，为了对群众的子弟负责，确定这个人选显然是适当的。但从此老支书对我产生了隔阂，对我的工作从此少有支持，有时还有点故意为难于我。

与此同时，老支书与其他支委在工作中也不时出现类似的意见相佐的情况。这时五个支委中，五十年代入党的就剩老书记一人了。但支部党员中老党员仍占多数，老书记的话在下面生产队仍然比我们的管用。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支委们不支持老书记的意见，老书记后来有许多事情就干脆不通过支委会，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支委会上虽然大家提出反对实际上也拿他没办法。

那时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形同一个家庭的家长，拥有许多事情的决定权。公社有什么事主要找书记。这个家长要是民主一点的还好些，如果是霸道的，其他的支委可以说只有跑腿的份，很多事情可以不让你晓得。

我们那个老书记霸道作风很强，后来支委会有点形同虚设。有工作队在的时候，老书记胆子还小一点，工作队一走就有点反攻倒算的味道。

这些情况使我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有了较为全面的体验。有好的愿望并不等于就能实现，不仅群众转变观念难，干部思想更不容易转变。这与农村的现实条件密切相关。要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不像我刚回来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中央政策的大变化，如果没有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只是空谈。从这时起，我开始怀疑这样下去是否明智，逐渐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当时我想：一个地方的工作，牵头的“一把手”是关键，按这种家长制的作法难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我在这种家长制的环境中难以有所作为。

另外一个因素也促使我产生了离开的想法。由于我在大队干部的位置上，我家大哥就没有办法升迁，俩兄弟不可能都当大队干部。而我大哥搞农村工作可能比我强。我想离开也有为大哥让路的意思。

但是，这个时期想离开农村的途径不多。参军、升学、招工等，这些途径都是在政府控制下。不像现在，谁想到城里去找份事做仅凭个人意愿。只要有本事，只要肯干，加上有点运气，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创造。那时，国家在农村招工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升大学说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还只是个传言。于是，我有了年底征兵时去参军的打算，并开始为此作思想和其他准备。我到底能不能如愿参军呢？这对当时的我还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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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党建立起来的大队领导班子，以老中青三结合组成。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组成结构存在的难以融洽问题逐渐显现。

由于老中青三结合组成的支委会成员个人经历不同，文化水平差距很大，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存在很大差异。

老支书的“家长式”习惯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原来的老班子中，成员都是老支书的同龄人，在一起工作了多年，相互有共同语言。遇到什么事老书记要怎么办，一般只需和其他成员通一下气，几个支委分头去干，用不着形成什么决议。班子成员犯了错误，都相互包瞒，保持一团和气。因此才有了后来两个干部被开除去党的结局。如果支部尽早发现尽早帮助，不至于发展到开除出党的程度。

新班子成立后，由于认识水平的差异，许多事情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家长式行不通了，老书记的主张有很多时候被多数支委推翻，使这个在支书位置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书记甚为不满。从道理上讲，少数服从多数是组织原则谁也不得违反。但在具体落实上往往执行较难，支委会出现各行其实的倾向。

在一次决定新增一名民办教师的支委会上，老支书提出的人选没有得到多数支委会成员的支持,而是通过了另外一个由我提名的人选。因为这个人选的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比老支书提出的人选强，为了对群众的子弟负责，确定这个人选显然是适当的。但从此老支书对我产生了隔阂，对我的工作从此少有支持，有时还有点故意为难于我。

与此同时，老支书与其他支委在工作中也不时出现类似的意见相佐的情况。这时五个支委中，五十年代入党的就剩老书记一人了。但支部党员中老党员仍占多数，老书记的话在下面生产队仍然比我们的管用。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支委们不支持老书记的意见，老书记后来有许多事情就干脆不通过支委会，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支委会上虽然大家提出反对实际上也拿他没办法。

那时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形同一个家庭的家长，拥有许多事情的决定权。公社有什么事主要找书记。这个家长要是民主一点的还好些，如果是霸道的，其他的支委可以说只有跑腿的份，很多事情可以不让你晓得。

我们那个老书记霸道作风很强，后来支委会有点形同虚设。有工作队在的时候，老书记胆子还小一点，工作队一走就有点反攻倒算的味道。

这些情况使我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有了较为全面的体验。有好的愿望并不等于就能实现，不仅群众转变观念难，干部思想更不容易转变。这与农村的现实条件密切相关。要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不像我刚回来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中央政策的大变化，如果没有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只是空谈。从这时起，我开始怀疑这样下去是否明智，逐渐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当时我想：一个地方的工作，牵头的“一把手”是关键，按这种家长制的作法难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我在这种家长制的环境中难以有所作为。

另外一个因素也促使我产生了离开的想法。由于我在大队干部的位置上，我家大哥就没有办法升迁，俩兄弟不可能都当大队干部。而我大哥搞农村工作可能比我强。我想离开也有为大哥让路的意思。

但是，这个时期想离开农村的途径不多。参军、升学、招工等，这些途径都是在政府控制下。不像现在，谁想到城里去找份事做仅凭个人意愿。只要有本事，只要肯干，加上有点运气，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创造。那时，国家在农村招工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升大学说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还只是个传言。于是，我有了年底征兵时去参军的打算，并开始为此作思想和其他准备。我到底能不能如愿参军呢？这对当时的我还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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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党建立起来的大队领导班子，以老中青三结合组成。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组成结构存在的难以融洽问题逐渐显现。

由于老中青三结合组成的支委会成员个人经历不同，文化水平差距很大，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存在很大差异。

老支书的“家长式”习惯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原来的老班子中，成员都是老支书的同龄人，在一起工作了多年，相互有共同语言。遇到什么事老书记要怎么办，一般只需和其他成员通一下气，几个支委分头去干，用不着形成什么决议。班子成员犯了错误，都相互包瞒，保持一团和气。因此才有了后来两个干部被开除去党的结局。如果支部尽早发现尽早帮助，不至于发展到开除出党的程度。

新班子成立后，由于认识水平的差异，许多事情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家长式行不通了，老书记的主张有很多时候被多数支委推翻，使这个在支书位置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书记甚为不满。从道理上讲，少数服从多数是组织原则谁也不得违反。但在具体落实上往往执行较难，支委会出现各行其实的倾向。

在一次决定新增一名民办教师的支委会上，老支书提出的人选没有得到多数支委会成员的支持,而是通过了另外一个由我提名的人选。因为这个人选的素质和文化水平都比老支书提出的人选强，为了对群众的子弟负责，确定这个人选显然是适当的。但从此老支书对我产生了隔阂，对我的工作从此少有支持，有时还有点故意为难于我。

与此同时，老支书与其他支委在工作中也不时出现类似的意见相佐的情况。这时五个支委中，五十年代入党的就剩老书记一人了。但支部党员中老党员仍占多数，老书记的话在下面生产队仍然比我们的管用。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支委们不支持老书记的意见，老书记后来有许多事情就干脆不通过支委会，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支委会上虽然大家提出反对实际上也拿他没办法。

那时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形同一个家庭的家长，拥有许多事情的决定权。公社有什么事主要找书记。这个家长要是民主一点的还好些，如果是霸道的，其他的支委可以说只有跑腿的份，很多事情可以不让你晓得。

我们那个老书记霸道作风很强，后来支委会有点形同虚设。有工作队在的时候，老书记胆子还小一点，工作队一走就有点反攻倒算的味道。

这些情况使我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有了较为全面的体验。有好的愿望并不等于就能实现，不仅群众转变观念难，干部思想更不容易转变。这与农村的现实条件密切相关。要想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不像我刚回来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中央政策的大变化，如果没有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只是空谈。从这时起，我开始怀疑这样下去是否明智，逐渐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当时我想：一个地方的工作，牵头的“一把手”是关键，按这种家长制的作法难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我在这种家长制的环境中难以有所作为。

另外一个因素也促使我产生了离开的想法。由于我在大队干部的位置上，我家大哥就没有办法升迁，俩兄弟不可能都当大队干部。而我大哥搞农村工作可能比我强。我想离开也有为大哥让路的意思。

但是，这个时期想离开农村的途径不多。参军、升学、招工等，这些途径都是在政府控制下。不像现在，谁想到城里去找份事做仅凭个人意愿。只要有本事，只要肯干，加上有点运气，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创造。那时，国家在农村招工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升大学说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还只是个传言。于是，我有了年底征兵时去参军的打算，并开始为此作思想和其他准备。我到底能不能如愿参军呢？这对当时的我还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