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生之欲(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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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歌舞剧团的工宣队在排练厅召开全团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工宣队的依靠力量“山下派”之外,响应者寥若晨星。

工宣队罗队长来到我的窗前,往窗玻璃“嘣嘣”地狠敲几下,励声说:

“到排练厅开会去!”

我从床上撑起来,正要往外走,施顺华忽然从椅子上站起,学电影里的动作,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显然想要拥抱。我却象婚前第一次约见那样,毫不掩饰不屑,一扭身闪开。

从直观角度,这一幕明示了夫妻不谐;从另一种角度,则说明我不愿为改变处境而在复杂纷繁、残酷争斗的现实中掩藏内心的真实。

全团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寝室。说起向工宣队请假的事,我心中没底。三年前,在音乐界批判西洋古典音乐那场运动中,我因为专业拔尖而沦为“资产阶级白专典型”,遭到严酷批判,加之母亲的地主成份和历史问题,我被发配到遥远的岭南歌舞团,可以说头上一直戴着“黑五类”帽子。可事实上,我本是“响当当红五类”啊!我老爸是红军时期老干部,只不过因为“抗拒反右”和“彭德怀问题”的牵连而靠边站,“文革”一开始,就被加诸“最大走资派、老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罪名而坠入深渊。所以,这“红五类”的声名我不但俟不上边,处境反而更下一台阶;不消说,要请假回西都治病,我肯定逃不过罗队长的千般刁难。

“这事我去跟罗队长谈。”施顺华打包票说。

这可好,他是党员,经验丰富,肯定马到功成。

不多会儿,那人回来了,把工宣队批示了“同意回西都探亲、治病,工资粮票照发,医药费按规定报销”的假条递给我,还特别叮嘱:“这是依据,要好好保存。”

我真的被感动了。我呆笨的头脑哪会想到,那人竟然以“丈夫”的名义向罗队长大肆诋毁我,与罗队长达成“双嬴”交易!三个月后我从西都回到岭南,报销医药费时遭遇麻烦,我以工宣队在假条上的批示据理而争,罗队长却一连串反问:“我们为什么那样批?你爱人是怎么说的!”我这才得知遭施顺华算计的原委,当然这是后话。

事实证明,在某种情况下,“人到死时总想活”这简单的生命哲理,在现实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

每次回到岭南,我都奄奄一息。看不见任何希望,我只能眼巴巴等待末日的降临,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在巴望奇迹的出现。

日月匆匆,仲春又至。生机勃发的大自然佛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点燃我心中求生的烈焰。我想写信给施顺华,告之想回西都治病。虽然,那场结婚不啻判了我极刑,但内心的痛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淡;我无法阻止自已沉溺于幻想和侥幸,怎么说都是夫妻了,起码的责任心他应该有吧,即便出于人道和同情,他也不应该拒绝我治病的要求吧,婚前他不是许下那么多承诺,不是以“**员的道德品质”作保证吗?

拉开抽屉,目光一触到那人的信,我又犹豫了。前不久,我在给他的信中痛斥钱朗的造谣诽谤,气愤中用了“流氓”二字,不料竟触痛了他,他不谴责卑劣之徒,却对我冷言指责:“不要动辄说人是流氓。”想到婚前他在信中喋喋不休提“那个人”,口口声声“害怕小偷偷走他的爱情”,发电报大喊“乱云飞渡仍从容,共主沉浮”,声言要到岭南来保护我时更喊出豪言壮语:“倘使徒为汝死亦乐!”而仅仅时隔数月,他就撕下这张假面具,无所顾忌地展露灵魂丑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用于他们再合适不过,只不过施某人的心肠更比钱朗狠毒,为达到结婚他对我犯下罪行,竟无耻声称是“考验我对他的忠诚”;新婚第一天就撕破脸皮,大演图穷匕首见,这样的人见到“流氓”二字,又何能避免“过敏反应”?

尽管如此,我无法浇灭心中求生的烈焰,最终还是写了信。我以为不能排除他良心发现的可能,不能排除转机的发生。一个长久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常常会紧紧抓住渺茫希望,哪怕那希望细若蛛丝,弱如稻草。“人到死时总想活”,这句话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接到我的信,施顺华未直接反对我治病的要求,他自有成竹在胸。

话说结婚前,他最担心的事,是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全部要下放农村劳动炼,为此屡在纠缠我的信中喋喋不休,要求尽快结婚。或许有人认为,既然人人都得下乡,他未必特别害怕。然而他害怕下乡却是事实。他家本是江南的米商,新中国成立后,在填写履历表家庭出身栏时,他把惯于投机取巧、趁人之危的米商,填写成“城市平民”,摇身变为“准无产阶级”,由此他如鱼得水,升学入党一帆风顺,“文革”前还曾有望成为S大学党委一把手的接班人,因而这农村锻炼之苦,他如何消受得了?更要命的是,他面前横着年过三十婚姻无着的“老大难”,若真去了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老大难”不知将难至何处!面对人人艳羡的韩小沙,若错过机会,更将是永生的谴憾!他清楚看到与韩小沙结婚的巨大好处,他需要的是藏在与韩小沙“结婚”后面的偌大利益!于是他大肆运作,一面紧抓“结婚”主题,一面把象绿头苍蝇一样纠缠韩小沙的事实颠了个大倒,大肆宣传这个“漂亮女孩没看上朱浩,却硬缠着他结婚”的“辉煌成就”。如此一来,他不仅陡然抬高身价,更收获了旁人不敢奢望的好处:组织为照顾他解决“老大难”,决定唯他一人不下乡,还享受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下乡和“老大难”如此漂亮地解决,他那因插足多角乱搞关系而声名狼籍的颓势自然天翻地覆、彻底扭转。毫不夸张地说,他利用结婚,打了场翻身仗。

但事情当然不会就此为止,因为他施某人不可能跟病得不轻、又屡屡难堪他羞辱他的韩小沙过一辈子,他必须甩掉这个“包袱”,而且要甩得又漂亮又光彩,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同情他、支持他;而干这种勾当,“走群众路线”一直是他行之有效的拿手伎俩。于是他继续运作、大造舆论,将“被硬缠着结婚”再变成“受骗上当”,称韩小沙家里是“牛鬼蛇神”,说她身体无病、从小娇生惯养;说她资阶级思想严重、对社会不满、精神有病,说她她向他隐瞒了“生活作风问题”、令他痛苦难当;说她缠着他结婚是因为不愿呆在条件艰难的岭南、想找他作为依靠;说她结婚时花光了他两百多元钱存款、更让他背了债;说她对他欺压折磨,说她……总而言之,韩小沙是个一无是处的坏女人,他惨遭欺骗、掉进了可怕的陷阱……

如此这般,他在S大学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就由私下里的议论上升为广众趋之、有口皆碑。他只须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就能轻而易举甩掉这个“包袱”,还要甩得叫韩小沙哑巴吃黄莲、跳进黄河洗不清。至于婚前他那些磨破嘴皮的信誓旦旦和“**员道德品质”等保证,原本就是表面文章不足挂齿;因而眼下对付女孩治病的要求,实在是小事一桩。

如是,施顺华对我这次回西都治病、在S大学作的宣传是:他同意我来S大学,实为迫不得已;他绝不会任我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在这里赖下去……

这一切,耽于幻想的我全然蒙在鼓里。我怀着强烈的生之欲,怀着对诚信和天良的期盼回到“新家”,却一脚踏上了频临爆发的火山口。

不久,施顺华依照信中的约定,回杭州度了探亲假,顺道来到岭南歌舞团,准备同我一起回西都。

进驻歌舞剧团的工宣队在排练厅召开全团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工宣队的依靠力量“山下派”之外,响应者寥若晨星。

工宣队罗队长来到我的窗前,往窗玻璃“嘣嘣”地狠敲几下,励声说:

“到排练厅开会去!”

我从床上撑起来,正要往外走,施顺华忽然从椅子上站起,学电影里的动作,张开双臂向我走来,显然想要拥抱。我却象婚前第一次约见那样,毫不掩饰不屑,一扭身闪开。

从直观角度,这一幕明示了夫妻不谐;从另一种角度,则说明我不愿为改变处境而在复杂纷繁、残酷争斗的现实中掩藏内心的真实。

全团大会结束后,我回到寝室。说起向工宣队请假的事,我心中没底。三年前,在音乐界批判西洋古典音乐那场运动中,我因为专业拔尖而沦为“资产阶级白专典型”,遭到严酷批判,加之母亲的地主成份和历史问题,我被发配到遥远的岭南歌舞团,可以说头上一直戴着“黑五类”帽子。可事实上,我本是“响当当红五类”啊!我老爸是红军时期老干部,只不过因为“抗拒反右”和“彭德怀问题”的牵连而靠边站,“文革”一开始,就被加诸“最大走资派、老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罪名而坠入深渊。所以,这“红五类”的声名我不但俟不上边,处境反而更下一台阶;不消说,要请假回西都治病,我肯定逃不过罗队长的千般刁难。

“这事我去跟罗队长谈。”施顺华打包票说。

这可好,他是党员,经验丰富,肯定马到功成。

不多会儿,那人回来了,把工宣队批示了“同意回西都探亲、治病,工资粮票照发,医药费按规定报销”的假条递给我,还特别叮嘱:“这是依据,要好好保存。”

我真的被感动了。我呆笨的头脑哪会想到,那人竟然以“丈夫”的名义向罗队长大肆诋毁我,与罗队长达成“双嬴”交易!三个月后我从西都回到岭南,报销医药费时遭遇麻烦,我以工宣队在假条上的批示据理而争,罗队长却一连串反问:“我们为什么那样批?你爱人是怎么说的!”我这才得知遭施顺华算计的原委,当然这是后话。

事实证明,在某种情况下,“人到死时总想活”这简单的生命哲理,在现实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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