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己”的女人24（1 / 1）

提到钢笔、鞋后跟，我和肖莉稍稍轻松了一点，但仍无话可说。郎琅继续发挥道：“记忆是一种包袱，尤其是不愉快的记忆。包袱太多了，就应该想办法卸掉一些，否则就太累了。忘就是一种卸。有的人不善忘，就借助于酒……”

肖莉打断她，说：“行了行了，别哲学了，还是想想以后咋办吧。”

郎琅站起来争辩道：“这你又外行了，人要活得轻松，一是要会忘，二是不多想。忘是卸过去的包袱，不想是拒绝未来的包袱。一个人，只要能忘记过去，不想未来，他就能轻轻松松，自自在在。‘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

王头儿进来了，见我们说话，愣了一下，叫我出去，说有篇稿子要跟我谈。到他办公室，才知道谈的不是稿子，而是郎琅的转干问题。他先问我，我们在办公室谈什么。我说没谈什么。他又问是不是在谈郎琅的转干职称问题？我含糊说，谈到过。他便又问怎么谈的。这种盘问让人很反感，我有点不耐烦，便带了点火儿，生硬地说：“没谈什么。”

王头儿觉得了，便不再问，叽叽哝哝地把郎琅的迟到、早退、爱吵吵、好串门、烫头、穿拖鞋细数了一遍。末了还问我：“你说说，这样的人该不该转干？”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严头儿又让他拿意见，他才不得不来征求我的意见。只觉得他今天这种谈话和以往的谨慎态度不同，奇怪他怎么肯当着我的面说起别人的不好来。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虽然我把郎琅当作朋友看待，但并不觉得迟到、早退、爱串门是好行为。可是，这些不该称赞的行为加起来是否就不该转干？这种叙述方式使人听起来郎琅只有缺点，虽然缺点都不大，但谁愿意让一个没有优点的人转干呢？如果我是位不熟悉郎琅的领导，听了这样的介绍只怕也不会反而做出让她转干的决定吧。于是我说：“郎琅是有缺点，但也应该看到，她也干了许多工作，也有优点，应该全面的评价。我们也应该客观一点，宽容一点。”

应该说，王头的脑子足够的灵活，他及时避开了“全面评价”的问题，立即抓住“宽容”做文章。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宽容一点？难道我们还不够宽容？我们能够接受她，把她调到这里来，还不算宽容？”

提到钢笔、鞋后跟，我和肖莉稍稍轻松了一点，但仍无话可说。郎琅继续发挥道：“记忆是一种包袱，尤其是不愉快的记忆。包袱太多了，就应该想办法卸掉一些，否则就太累了。忘就是一种卸。有的人不善忘，就借助于酒……”

肖莉打断她，说：“行了行了，别哲学了，还是想想以后咋办吧。”

郎琅站起来争辩道：“这你又外行了，人要活得轻松，一是要会忘，二是不多想。忘是卸过去的包袱，不想是拒绝未来的包袱。一个人，只要能忘记过去，不想未来，他就能轻轻松松，自自在在。‘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

王头儿进来了，见我们说话，愣了一下，叫我出去，说有篇稿子要跟我谈。到他办公室，才知道谈的不是稿子，而是郎琅的转干问题。他先问我，我们在办公室谈什么。我说没谈什么。他又问是不是在谈郎琅的转干职称问题？我含糊说，谈到过。他便又问怎么谈的。这种盘问让人很反感，我有点不耐烦，便带了点火儿，生硬地说：“没谈什么。”

王头儿觉得了，便不再问，叽叽哝哝地把郎琅的迟到、早退、爱吵吵、好串门、烫头、穿拖鞋细数了一遍。末了还问我：“你说说，这样的人该不该转干？”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严头儿又让他拿意见，他才不得不来征求我的意见。只觉得他今天这种谈话和以往的谨慎态度不同，奇怪他怎么肯当着我的面说起别人的不好来。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虽然我把郎琅当作朋友看待，但并不觉得迟到、早退、爱串门是好行为。可是，这些不该称赞的行为加起来是否就不该转干？这种叙述方式使人听起来郎琅只有缺点，虽然缺点都不大，但谁愿意让一个没有优点的人转干呢？如果我是位不熟悉郎琅的领导，听了这样的介绍只怕也不会反而做出让她转干的决定吧。于是我说：“郎琅是有缺点，但也应该看到，她也干了许多工作，也有优点，应该全面的评价。我们也应该客观一点，宽容一点。”

应该说，王头的脑子足够的灵活，他及时避开了“全面评价”的问题，立即抓住“宽容”做文章。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宽容一点？难道我们还不够宽容？我们能够接受她，把她调到这里来，还不算宽容？”

提到钢笔、鞋后跟，我和肖莉稍稍轻松了一点，但仍无话可说。郎琅继续发挥道：“记忆是一种包袱，尤其是不愉快的记忆。包袱太多了，就应该想办法卸掉一些，否则就太累了。忘就是一种卸。有的人不善忘，就借助于酒……”

肖莉打断她，说：“行了行了，别哲学了，还是想想以后咋办吧。”

郎琅站起来争辩道：“这你又外行了，人要活得轻松，一是要会忘，二是不多想。忘是卸过去的包袱，不想是拒绝未来的包袱。一个人，只要能忘记过去，不想未来，他就能轻轻松松，自自在在。‘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

王头儿进来了，见我们说话，愣了一下，叫我出去，说有篇稿子要跟我谈。到他办公室，才知道谈的不是稿子，而是郎琅的转干问题。他先问我，我们在办公室谈什么。我说没谈什么。他又问是不是在谈郎琅的转干职称问题？我含糊说，谈到过。他便又问怎么谈的。这种盘问让人很反感，我有点不耐烦，便带了点火儿，生硬地说：“没谈什么。”

王头儿觉得了，便不再问，叽叽哝哝地把郎琅的迟到、早退、爱吵吵、好串门、烫头、穿拖鞋细数了一遍。末了还问我：“你说说，这样的人该不该转干？”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严头儿又让他拿意见，他才不得不来征求我的意见。只觉得他今天这种谈话和以往的谨慎态度不同，奇怪他怎么肯当着我的面说起别人的不好来。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虽然我把郎琅当作朋友看待，但并不觉得迟到、早退、爱串门是好行为。可是，这些不该称赞的行为加起来是否就不该转干？这种叙述方式使人听起来郎琅只有缺点，虽然缺点都不大，但谁愿意让一个没有优点的人转干呢？如果我是位不熟悉郎琅的领导，听了这样的介绍只怕也不会反而做出让她转干的决定吧。于是我说：“郎琅是有缺点，但也应该看到，她也干了许多工作，也有优点，应该全面的评价。我们也应该客观一点，宽容一点。”

应该说，王头的脑子足够的灵活，他及时避开了“全面评价”的问题，立即抓住“宽容”做文章。他意味深长地一笑，说：“宽容一点？难道我们还不够宽容？我们能够接受她，把她调到这里来，还不算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