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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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妹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受不住母亲的斥骂，终于有一天出走了，到处流浪，先是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变卖了，换些吃的，后来只好又去偷，全是偷吃的食物。出事后被人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把大妹交给街政府处理。街政府教育一顿也只好把她送回家中。母亲向来喜欢别人说好话，对大妹的事情，她感到奇耻大辱，管教的办法仍是打和骂。她实在想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纠正大妹，错误地以为只有打骂才能让大妹“今后不敢”。

然而，大妹再一次逃走了，一连几天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心人跑到家中报信，说不得了了，大妹偷挖生产队的地瓜，被抓到大街上“游街”，还被绑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母亲惊魂未定，就有一大群社员涌到家里来，大吵大闹，说我们纵容大妹偷地瓜，拿到家里来，全家人都吃，让他们吃不饱。有几个冲到厨房里，把刚煮好的饭全都给吃了，还扬言以后每天都要来我们家里吃饭。母亲如遭五雷轰顶，手足无措。祖父气得尽情骂母亲管教不严，败坏门风，给全家人丢脸：“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遭人嫌过。今天你把我的名声全扫光了，今后我还怎么在社会上出入。我几个媳妇，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出了坏家子……”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把母亲扶进房里。母亲推开我的手，径直朝门外冲去。众人感到不妙，拉住母亲，极力劝慰。祖父这才住嘴。我不平地朝那些冲进屋里的社员吼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能怪我母亲。大妹的事，她一人做事一人承担。再说也不能为这样的事捉人去‘游街’。这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不敢说这是侵犯人权，在当时这是西方的语言，好象人权这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兴这一套。我打算去找生产队长评理。大家都说没用，不要书生气，现实就是如此，只能忍气吞声。“困难时期”为填饱肚皮吵架的事多了，打死人的都有，“法制”这东西，只有在人人温饱之后才会受到尊重。

傍晚，大妹被放回家来，头发被剪成前一个坑，后一个垛，不象男，不象女，衣服也撕破了。一位老年妇女拿条头巾给她包上。大妹目光呆滞，任由大家指骂，也不哭，也不说话。我想她已麻木，或者疯了。爱恨交织的痛苦在我心里剧烈地煎熬。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她疼爱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被人侮辱，她能不痛心吗？她把大妹教育成这样，她又为大妹苦成这样。这罪过不在母亲，也不在大妹，是不良的几千年封建家庭教育造成的后果。母亲内心是多么地为子女着想，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社会的累赘。她越担心，越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她整天操劳，让我们忧心。她的脾气，又使我们难于接近。我爱母亲，我不想让她难过。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克服自己对她那种态度的“受不了”。

这事过后，家人一致认为大妹已无可救药，打算把她送到教养所去，而且象要扔掉一颗定时炸弹，越快越好。我也失去了信心，也许那里的环境能让她清醒一些。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留在家里受母亲的打骂，让母亲生气。可是后来一位亲戚表示反对，理由是家里这些“吃政府饭”的人，往后在填写社会关系一栏时，会增加一个“污点”。大妹因此被这个可能的“污点”留在家里。

母亲怕大妹又逃出去惹事生非，干脆把大妹关在房里，不让她出来，每天送饭给她吃。大妹也心甘情愿象囚犯一样呆在房里，还自己反锁着门，不让别人进去。大概她已感到母亲对她只意味着管制，而没有一点温暖。

我心里十分矛盾，曾经想用正面鼓励的方法帮助大妹，可一想到母亲的打骂，就没有信心。母亲不理解我的想法。大妹又太固执，一点不听别人的劝告，她的不合作态度，常常让接触到的人徒生愤怒。我想大妹受惯了责难，为了保护早已受伤的自尊心，总是盲目地抗拒，又任意地放弃，在改变之前，她就表现出一种让人为难的姿态。有一次我看到她拿生地瓜干给小弟弟吃，就叫她不要这样做。也许我没有讲清道理，这既不好吃，也不卫生，是一种坏习惯。她却挑战似地表明，偏要这样，还唆使小弟弟用脏话骂我。我难过极了，感到无可奈何。我也曾想再跟她好好谈一谈，她还是不肯配合，以沉默对抗我。我只能枯燥地说教几句，知道这些话她早已听腻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苦恼万分，不知该怎样帮他。也许我本身也是不良教育培植出来的“次品”，不能给大妹树起一个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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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妹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受不住母亲的斥骂，终于有一天出走了，到处流浪，先是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变卖了，换些吃的，后来只好又去偷，全是偷吃的食物。出事后被人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把大妹交给街政府处理。街政府教育一顿也只好把她送回家中。母亲向来喜欢别人说好话，对大妹的事情，她感到奇耻大辱，管教的办法仍是打和骂。她实在想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纠正大妹，错误地以为只有打骂才能让大妹“今后不敢”。

然而，大妹再一次逃走了，一连几天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心人跑到家中报信，说不得了了，大妹偷挖生产队的地瓜，被抓到大街上“游街”，还被绑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母亲惊魂未定，就有一大群社员涌到家里来，大吵大闹，说我们纵容大妹偷地瓜，拿到家里来，全家人都吃，让他们吃不饱。有几个冲到厨房里，把刚煮好的饭全都给吃了，还扬言以后每天都要来我们家里吃饭。母亲如遭五雷轰顶，手足无措。祖父气得尽情骂母亲管教不严，败坏门风，给全家人丢脸：“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遭人嫌过。今天你把我的名声全扫光了，今后我还怎么在社会上出入。我几个媳妇，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出了坏家子……”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把母亲扶进房里。母亲推开我的手，径直朝门外冲去。众人感到不妙，拉住母亲，极力劝慰。祖父这才住嘴。我不平地朝那些冲进屋里的社员吼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能怪我母亲。大妹的事，她一人做事一人承担。再说也不能为这样的事捉人去‘游街’。这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不敢说这是侵犯人权，在当时这是西方的语言，好象人权这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兴这一套。我打算去找生产队长评理。大家都说没用，不要书生气，现实就是如此，只能忍气吞声。“困难时期”为填饱肚皮吵架的事多了，打死人的都有，“法制”这东西，只有在人人温饱之后才会受到尊重。

傍晚，大妹被放回家来，头发被剪成前一个坑，后一个垛，不象男，不象女，衣服也撕破了。一位老年妇女拿条头巾给她包上。大妹目光呆滞，任由大家指骂，也不哭，也不说话。我想她已麻木，或者疯了。爱恨交织的痛苦在我心里剧烈地煎熬。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她疼爱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被人侮辱，她能不痛心吗？她把大妹教育成这样，她又为大妹苦成这样。这罪过不在母亲，也不在大妹，是不良的几千年封建家庭教育造成的后果。母亲内心是多么地为子女着想，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社会的累赘。她越担心，越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她整天操劳，让我们忧心。她的脾气，又使我们难于接近。我爱母亲，我不想让她难过。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克服自己对她那种态度的“受不了”。

这事过后，家人一致认为大妹已无可救药，打算把她送到教养所去，而且象要扔掉一颗定时炸弹，越快越好。我也失去了信心，也许那里的环境能让她清醒一些。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留在家里受母亲的打骂，让母亲生气。可是后来一位亲戚表示反对，理由是家里这些“吃政府饭”的人，往后在填写社会关系一栏时，会增加一个“污点”。大妹因此被这个可能的“污点”留在家里。

母亲怕大妹又逃出去惹事生非，干脆把大妹关在房里，不让她出来，每天送饭给她吃。大妹也心甘情愿象囚犯一样呆在房里，还自己反锁着门，不让别人进去。大概她已感到母亲对她只意味着管制，而没有一点温暖。

我心里十分矛盾，曾经想用正面鼓励的方法帮助大妹，可一想到母亲的打骂，就没有信心。母亲不理解我的想法。大妹又太固执，一点不听别人的劝告，她的不合作态度，常常让接触到的人徒生愤怒。我想大妹受惯了责难，为了保护早已受伤的自尊心，总是盲目地抗拒，又任意地放弃，在改变之前，她就表现出一种让人为难的姿态。有一次我看到她拿生地瓜干给小弟弟吃，就叫她不要这样做。也许我没有讲清道理，这既不好吃，也不卫生，是一种坏习惯。她却挑战似地表明，偏要这样，还唆使小弟弟用脏话骂我。我难过极了，感到无可奈何。我也曾想再跟她好好谈一谈，她还是不肯配合，以沉默对抗我。我只能枯燥地说教几句，知道这些话她早已听腻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苦恼万分，不知该怎样帮他。也许我本身也是不良教育培植出来的“次品”，不能给大妹树起一个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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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妹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受不住母亲的斥骂，终于有一天出走了，到处流浪，先是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变卖了，换些吃的，后来只好又去偷，全是偷吃的食物。出事后被人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把大妹交给街政府处理。街政府教育一顿也只好把她送回家中。母亲向来喜欢别人说好话，对大妹的事情，她感到奇耻大辱，管教的办法仍是打和骂。她实在想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纠正大妹，错误地以为只有打骂才能让大妹“今后不敢”。

然而，大妹再一次逃走了，一连几天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心人跑到家中报信，说不得了了，大妹偷挖生产队的地瓜，被抓到大街上“游街”，还被绑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母亲惊魂未定，就有一大群社员涌到家里来，大吵大闹，说我们纵容大妹偷地瓜，拿到家里来，全家人都吃，让他们吃不饱。有几个冲到厨房里，把刚煮好的饭全都给吃了，还扬言以后每天都要来我们家里吃饭。母亲如遭五雷轰顶，手足无措。祖父气得尽情骂母亲管教不严，败坏门风，给全家人丢脸：“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遭人嫌过。今天你把我的名声全扫光了，今后我还怎么在社会上出入。我几个媳妇，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出了坏家子……”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把母亲扶进房里。母亲推开我的手，径直朝门外冲去。众人感到不妙，拉住母亲，极力劝慰。祖父这才住嘴。我不平地朝那些冲进屋里的社员吼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能怪我母亲。大妹的事，她一人做事一人承担。再说也不能为这样的事捉人去‘游街’。这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不敢说这是侵犯人权，在当时这是西方的语言，好象人权这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兴这一套。我打算去找生产队长评理。大家都说没用，不要书生气，现实就是如此，只能忍气吞声。“困难时期”为填饱肚皮吵架的事多了，打死人的都有，“法制”这东西，只有在人人温饱之后才会受到尊重。

傍晚，大妹被放回家来，头发被剪成前一个坑，后一个垛，不象男，不象女，衣服也撕破了。一位老年妇女拿条头巾给她包上。大妹目光呆滞，任由大家指骂，也不哭，也不说话。我想她已麻木，或者疯了。爱恨交织的痛苦在我心里剧烈地煎熬。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她疼爱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被人侮辱，她能不痛心吗？她把大妹教育成这样，她又为大妹苦成这样。这罪过不在母亲，也不在大妹，是不良的几千年封建家庭教育造成的后果。母亲内心是多么地为子女着想，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社会的累赘。她越担心，越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她整天操劳，让我们忧心。她的脾气，又使我们难于接近。我爱母亲，我不想让她难过。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克服自己对她那种态度的“受不了”。

这事过后，家人一致认为大妹已无可救药，打算把她送到教养所去，而且象要扔掉一颗定时炸弹，越快越好。我也失去了信心，也许那里的环境能让她清醒一些。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留在家里受母亲的打骂，让母亲生气。可是后来一位亲戚表示反对，理由是家里这些“吃政府饭”的人，往后在填写社会关系一栏时，会增加一个“污点”。大妹因此被这个可能的“污点”留在家里。

母亲怕大妹又逃出去惹事生非，干脆把大妹关在房里，不让她出来，每天送饭给她吃。大妹也心甘情愿象囚犯一样呆在房里，还自己反锁着门，不让别人进去。大概她已感到母亲对她只意味着管制，而没有一点温暖。

我心里十分矛盾，曾经想用正面鼓励的方法帮助大妹，可一想到母亲的打骂，就没有信心。母亲不理解我的想法。大妹又太固执，一点不听别人的劝告，她的不合作态度，常常让接触到的人徒生愤怒。我想大妹受惯了责难，为了保护早已受伤的自尊心，总是盲目地抗拒，又任意地放弃，在改变之前，她就表现出一种让人为难的姿态。有一次我看到她拿生地瓜干给小弟弟吃，就叫她不要这样做。也许我没有讲清道理，这既不好吃，也不卫生，是一种坏习惯。她却挑战似地表明，偏要这样，还唆使小弟弟用脏话骂我。我难过极了，感到无可奈何。我也曾想再跟她好好谈一谈，她还是不肯配合，以沉默对抗我。我只能枯燥地说教几句，知道这些话她早已听腻了，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苦恼万分，不知该怎样帮他。也许我本身也是不良教育培植出来的“次品”，不能给大妹树起一个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