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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生活有点单调,偶尔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大早人门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着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的高尚情操,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法,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以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渔村里也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演出,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表演。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我喜欢唱歌,小时候曾有人指导我每天清晨起来练嗓子,作深呼吸。不过我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里纵情高歌,一旦有人在旁边就唱不好。上初中时有一次班上开晚会,我是文体委员,只好带头出来唱一首。没想到班主任十二分赏识,三番五次推选我去学校举办的晚会上表演。我太胆小,不敢上台,硬是不肯。班主任后来气得在那学期的操行评语上,写下严厉的批评。来到乡下,没有别的娱乐,我每天傍晚都要独自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夸奖我。妇女盲目地称赞我好象“留声机”、“收音机”。小孩子又笑我在“拖长音”。一些老人则说我唱歌象哭泣一样。只有青年学生有兴趣跑来问我,知道这是“爱情的声音”。一些人把我当成歌唱“权威”,常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自已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商品。我相信自己没有把歌唱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然缺乏成熟和稳重,过于紧张。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可惜我全盛时期的歌声,未能象文字那样留下痕迹,如今已是荡然无存。
音乐不但是我的爱好,也成了我一种生活必需品,除了自己唱歌,更多时间还是听歌曲和欣赏乐段。那些歌唱家的演唱,有的洪亮奔放,气概万千;有的含蓄隽永,浑厚甘美;有的则深沉忧伤,委婉円润;也有的古朴幽雅,甜美韵浓。风格迥然,音色各异,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给人带来鼓舞和欢乐,带来力量和希望。每当我聆神细听,咀嚼回味他们的歌唱时,浑身就象在做气功疗法,感到轻松舒畅,超然神脱,好似进入世外桃源,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眼前豁然开朗。此时我便忘掉自己遭受过的一切不公正,只感到幸福和自由,想立刻就去干一番有益的事业,去奋斗,去牺牲。这就是艺术给予人们的力量。当然,也不是每次都有美的享受。有一次看“上海之春”音乐片,题为“春”,却未能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高亢激昂的调子,粗暴雄壮的强音,留在印象里是几个昂首挺胸、手执钢枪,“杀,杀,杀”的形象。这些与“革命”、“斗争”大约可以相通,与“之春”二字恐怕不太和谐。当然有人会说,立场不同,感情就两样。工农兵的春天就该是红得似火,而灰蓝的是资产阶级。所以歌颂太阳是“革命”,描写黑暗便是“反革命”。我以为音乐的力量若仅在于此,社会就不会有安定的时期。还有一部称为“史诗”的音乐舞蹈片,那场面够雄伟壮丽的,充分显示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听说有几千人参与演出。整个形式复杂多样,情绪纷繁热闹,色彩浓艳分明。可惜几个造诣很深的艺术家的表演,却被浩大的场面遮掩覆盖,几乎看不出他们的特色。看完之后,除了感到一种满足和痛快,再也没有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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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生活有点单调,偶尔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大早人门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着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的高尚情操,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法,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以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渔村里也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演出,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表演。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我喜欢唱歌,小时候曾有人指导我每天清晨起来练嗓子,作深呼吸。不过我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里纵情高歌,一旦有人在旁边就唱不好。上初中时有一次班上开晚会,我是文体委员,只好带头出来唱一首。没想到班主任十二分赏识,三番五次推选我去学校举办的晚会上表演。我太胆小,不敢上台,硬是不肯。班主任后来气得在那学期的操行评语上,写下严厉的批评。来到乡下,没有别的娱乐,我每天傍晚都要独自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夸奖我。妇女盲目地称赞我好象“留声机”、“收音机”。小孩子又笑我在“拖长音”。一些老人则说我唱歌象哭泣一样。只有青年学生有兴趣跑来问我,知道这是“爱情的声音”。一些人把我当成歌唱“权威”,常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自已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商品。我相信自己没有把歌唱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然缺乏成熟和稳重,过于紧张。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可惜我全盛时期的歌声,未能象文字那样留下痕迹,如今已是荡然无存。
音乐不但是我的爱好,也成了我一种生活必需品,除了自己唱歌,更多时间还是听歌曲和欣赏乐段。那些歌唱家的演唱,有的洪亮奔放,气概万千;有的含蓄隽永,浑厚甘美;有的则深沉忧伤,委婉円润;也有的古朴幽雅,甜美韵浓。风格迥然,音色各异,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给人带来鼓舞和欢乐,带来力量和希望。每当我聆神细听,咀嚼回味他们的歌唱时,浑身就象在做气功疗法,感到轻松舒畅,超然神脱,好似进入世外桃源,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眼前豁然开朗。此时我便忘掉自己遭受过的一切不公正,只感到幸福和自由,想立刻就去干一番有益的事业,去奋斗,去牺牲。这就是艺术给予人们的力量。当然,也不是每次都有美的享受。有一次看“上海之春”音乐片,题为“春”,却未能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高亢激昂的调子,粗暴雄壮的强音,留在印象里是几个昂首挺胸、手执钢枪,“杀,杀,杀”的形象。这些与“革命”、“斗争”大约可以相通,与“之春”二字恐怕不太和谐。当然有人会说,立场不同,感情就两样。工农兵的春天就该是红得似火,而灰蓝的是资产阶级。所以歌颂太阳是“革命”,描写黑暗便是“反革命”。我以为音乐的力量若仅在于此,社会就不会有安定的时期。还有一部称为“史诗”的音乐舞蹈片,那场面够雄伟壮丽的,充分显示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听说有几千人参与演出。整个形式复杂多样,情绪纷繁热闹,色彩浓艳分明。可惜几个造诣很深的艺术家的表演,却被浩大的场面遮掩覆盖,几乎看不出他们的特色。看完之后,除了感到一种满足和痛快,再也没有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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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生活有点单调,偶尔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大早人门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着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的高尚情操,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法,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以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渔村里也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演出,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表演。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我喜欢唱歌,小时候曾有人指导我每天清晨起来练嗓子,作深呼吸。不过我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里纵情高歌,一旦有人在旁边就唱不好。上初中时有一次班上开晚会,我是文体委员,只好带头出来唱一首。没想到班主任十二分赏识,三番五次推选我去学校举办的晚会上表演。我太胆小,不敢上台,硬是不肯。班主任后来气得在那学期的操行评语上,写下严厉的批评。来到乡下,没有别的娱乐,我每天傍晚都要独自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夸奖我。妇女盲目地称赞我好象“留声机”、“收音机”。小孩子又笑我在“拖长音”。一些老人则说我唱歌象哭泣一样。只有青年学生有兴趣跑来问我,知道这是“爱情的声音”。一些人把我当成歌唱“权威”,常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自已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商品。我相信自己没有把歌唱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然缺乏成熟和稳重,过于紧张。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可惜我全盛时期的歌声,未能象文字那样留下痕迹,如今已是荡然无存。
音乐不但是我的爱好,也成了我一种生活必需品,除了自己唱歌,更多时间还是听歌曲和欣赏乐段。那些歌唱家的演唱,有的洪亮奔放,气概万千;有的含蓄隽永,浑厚甘美;有的则深沉忧伤,委婉円润;也有的古朴幽雅,甜美韵浓。风格迥然,音色各异,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给人带来鼓舞和欢乐,带来力量和希望。每当我聆神细听,咀嚼回味他们的歌唱时,浑身就象在做气功疗法,感到轻松舒畅,超然神脱,好似进入世外桃源,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眼前豁然开朗。此时我便忘掉自己遭受过的一切不公正,只感到幸福和自由,想立刻就去干一番有益的事业,去奋斗,去牺牲。这就是艺术给予人们的力量。当然,也不是每次都有美的享受。有一次看“上海之春”音乐片,题为“春”,却未能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高亢激昂的调子,粗暴雄壮的强音,留在印象里是几个昂首挺胸、手执钢枪,“杀,杀,杀”的形象。这些与“革命”、“斗争”大约可以相通,与“之春”二字恐怕不太和谐。当然有人会说,立场不同,感情就两样。工农兵的春天就该是红得似火,而灰蓝的是资产阶级。所以歌颂太阳是“革命”,描写黑暗便是“反革命”。我以为音乐的力量若仅在于此,社会就不会有安定的时期。还有一部称为“史诗”的音乐舞蹈片,那场面够雄伟壮丽的,充分显示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听说有几千人参与演出。整个形式复杂多样,情绪纷繁热闹,色彩浓艳分明。可惜几个造诣很深的艺术家的表演,却被浩大的场面遮掩覆盖,几乎看不出他们的特色。看完之后,除了感到一种满足和痛快,再也没有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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