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人生教育――在“社教”中受“教育”（2）（1 / 1）

[..]

接着刘同志示意大家可以对学校工作提出个人意见。我理解刘同志的意思，犹豫了好久，凭自己的观察，觉得校长并不喜欢别人提他的意见。但是我又过份迷信运动是可以教育人的，通过县里的学习，校长该不会象以前那样。出于一种责任感，出于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我按耐不住又来一次“鸣放”：指出这里的学生要到中心小学读高小，路上必须经过一条海堤，家长很不放心，一再请求学校就地办高小，方便他们的子女上学.。大队干部也支持，答应帮助解决学生课桌椅不足的问题。可是校长思想有顾虑，不够主动，问题拖而不决。希望校长能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把这件事办好。同时我还谈到学校中一些重形式不求实效的问题。

想不到校长脸上会青一阵白一阵地难受。我一讲完他就粗着脖子争辩起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措词十分生硬，说他不想当校长，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还说是因为他平时没有满足个别教师的要求，有人就乘机报复。看他如此可笑，我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自身的表演够可以的，再跟他绞在一块，会显得我是用心不正。我唯一后悔，还是不该如此幼稚和轻信，不该抱有幻想和希望。刘同志赶紧表志，肯定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却疑心他是否在利用我，五八年的教训难道还没有吃够吗？为什么总是相信一些人的话？但是我更为校长对我的误解感到痛心，为何我这个人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

“放包袱”以后，校长一连几天绷着脸不跟我讲话，而是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又对那个唠叨。我知道他心里揣着一窝蜂，感到不好受。我十分烦恼，脑子里不时闪现校长粗脖子的影子，我火热的心被浇上一盆冷水。教师们还告诉我，校长到刘同志那里告我的不是。我不以为然，自认为提意见纯粹从工作上考虑，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我也不想去解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纠缠中。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不愿再提它。

但是有一天，刘同志找我个别交谈，先是对我讲了一通“政治统帅业务”的重要性，说这是地委的指示。我很奇怪，从来都说存在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是“只专不红”，还没有听到是在指责“重政治轻业务”，“只红不专”的现象呢！如果确实存在那样的问题，为何一再批评而不能改变。不能收到效果的说教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不相信群众，喜欢极“左”的倾向，希望看到不断的“重政治”的形式，却又对自己的措施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肯做，不时要来嚷一阵。即使所谓“重政治”，也全看领导的意思，他对你满意，你就是“突出政治”。否则他不放心，就找你的麻烦。其实各人的兴趣和专长不一，有的在政治上有进取，有的在业务上有成就，怎就说前者是“红”，后者是“只专不红”？强求后者在政治上作出努力跟强求前者在业务上作出贡献，一样是不容易的，很难说谁进步，谁落后。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他们“共存”。不该强调人人都去钻研政治，难道我们的国家将来只需要一批政治家？难道科技事业也靠政治来搞？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知识分子思想背叛，社会主义国家要如此担心？记得化学老师曾讲过，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曾大肆抢夺德国科学家，他们就不怕那些人曾经是法西斯的“帮凶”，他们要的是那些人的智慧，而不是“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

[..]

接着刘同志示意大家可以对学校工作提出个人意见。我理解刘同志的意思，犹豫了好久，凭自己的观察，觉得校长并不喜欢别人提他的意见。但是我又过份迷信运动是可以教育人的，通过县里的学习，校长该不会象以前那样。出于一种责任感，出于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我按耐不住又来一次“鸣放”：指出这里的学生要到中心小学读高小，路上必须经过一条海堤，家长很不放心，一再请求学校就地办高小，方便他们的子女上学.。大队干部也支持，答应帮助解决学生课桌椅不足的问题。可是校长思想有顾虑，不够主动，问题拖而不决。希望校长能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把这件事办好。同时我还谈到学校中一些重形式不求实效的问题。

想不到校长脸上会青一阵白一阵地难受。我一讲完他就粗着脖子争辩起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措词十分生硬，说他不想当校长，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还说是因为他平时没有满足个别教师的要求，有人就乘机报复。看他如此可笑，我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自身的表演够可以的，再跟他绞在一块，会显得我是用心不正。我唯一后悔，还是不该如此幼稚和轻信，不该抱有幻想和希望。刘同志赶紧表志，肯定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却疑心他是否在利用我，五八年的教训难道还没有吃够吗？为什么总是相信一些人的话？但是我更为校长对我的误解感到痛心，为何我这个人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

“放包袱”以后，校长一连几天绷着脸不跟我讲话，而是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又对那个唠叨。我知道他心里揣着一窝蜂，感到不好受。我十分烦恼，脑子里不时闪现校长粗脖子的影子，我火热的心被浇上一盆冷水。教师们还告诉我，校长到刘同志那里告我的不是。我不以为然，自认为提意见纯粹从工作上考虑，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我也不想去解释，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聊的纠缠中。只要事情一过去，我就不愿再提它。

但是有一天，刘同志找我个别交谈，先是对我讲了一通“政治统帅业务”的重要性，说这是地委的指示。我很奇怪，从来都说存在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是“只专不红”，还没有听到是在指责“重政治轻业务”，“只红不专”的现象呢！如果确实存在那样的问题，为何一再批评而不能改变。不能收到效果的说教还有什么意义？我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不相信群众，喜欢极“左”的倾向，希望看到不断的“重政治”的形式，却又对自己的措施缺乏信心，担心别人不肯做，不时要来嚷一阵。即使所谓“重政治”，也全看领导的意思，他对你满意，你就是“突出政治”。否则他不放心，就找你的麻烦。其实各人的兴趣和专长不一，有的在政治上有进取，有的在业务上有成就，怎就说前者是“红”，后者是“只专不红”？强求后者在政治上作出努力跟强求前者在业务上作出贡献，一样是不容易的，很难说谁进步，谁落后。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允许他们“共存”。不该强调人人都去钻研政治，难道我们的国家将来只需要一批政治家？难道科技事业也靠政治来搞？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怕知识分子思想背叛，社会主义国家要如此担心？记得化学老师曾讲过，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曾大肆抢夺德国科学家，他们就不怕那些人曾经是法西斯的“帮凶”，他们要的是那些人的智慧，而不是“政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