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人生（1）（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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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对性的社论，宣称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实行改革和破除，对官老爷大胆冲击揭露，对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进行批判。其内容和声势在当时是令人鼓舞的。

我为此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写了一封情感激荡的信，寄给党中央**，表示自己热烈拥护的程度，并就当时的教育革命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哀乐，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始终改不了凡事总想发表自己见解的脾气。我因此还收到一封党中央办公厅的回函。

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4日又公布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十六条》。我的血沸腾了，第二天就赶回学校，放弃假期休息，同几位农村青年一道到田间，边劳动边宣传《十六条》。在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鼓舞下，我对报上和社会上开展的一切讨论都抱极大的兴趣，对这场运动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希望，以为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它符合我喜爱破旧立新，不断向前的秉性。尤其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喊得最响，一些人受压迫最历害的时候，总希望来一场暴风雨把它冲洗干净。

8月18日**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号召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同时各省市的“红卫兵”也分批晋京接受**的检阅，其狂热的程度是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大中学生中几位杰出人物，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如火如荼的行动得到众人的赞誉，被群众广泛地传颂。整个社会已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勇敢行为了。人民群众仿佛正从睡梦中被唤醒过来。

然而小学里头仍在敲钟上课，按步就班。乡下像是“世外桃源”，毫不相干。直到12月初，中心学区里几位“头上长角”的青年教师率先冲到县里“造反”，逼“当权派”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其他人也蠢蠢欲动，不久就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教师“红卫兵”，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才正式投入运动，扮演各自的角色。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这一场风暴盲目地卷进去，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可以说，完全是在被利用的，充当呐喊和打手的角色。

我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时候，觉得挺威风，仿佛长高了三尺，从此步入革命者的行列，就要去为神圣的事业进行捍卫、搏斗、冲杀了。几位上京“造反”的人拍来电报，声称中央已允许小学教师外出“串联”，当时称为“长征”。当然不是当年红军为了抗日，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中辗转北上的长征。而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城市间搞“串联”的所谓“长征”。于是12月29日，我参加的“红卫兵”“风雷战斗队”从学校出发了。大家计划先“南下”后“北上”。我同家里告别时，郑重交代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似乎感到这一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雄赳赳地踏上征途。但后来事实证明，许多人是借机出去游览观光，所谓“革命”仅是一个幌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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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对性的社论，宣称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实行改革和破除，对官老爷大胆冲击揭露，对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进行批判。其内容和声势在当时是令人鼓舞的。

我为此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写了一封情感激荡的信，寄给党中央**，表示自己热烈拥护的程度，并就当时的教育革命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哀乐，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始终改不了凡事总想发表自己见解的脾气。我因此还收到一封党中央办公厅的回函。

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4日又公布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十六条》。我的血沸腾了，第二天就赶回学校，放弃假期休息，同几位农村青年一道到田间，边劳动边宣传《十六条》。在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鼓舞下，我对报上和社会上开展的一切讨论都抱极大的兴趣，对这场运动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希望，以为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它符合我喜爱破旧立新，不断向前的秉性。尤其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喊得最响，一些人受压迫最历害的时候，总希望来一场暴风雨把它冲洗干净。

8月18日**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号召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同时各省市的“红卫兵”也分批晋京接受**的检阅，其狂热的程度是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大中学生中几位杰出人物，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如火如荼的行动得到众人的赞誉，被群众广泛地传颂。整个社会已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勇敢行为了。人民群众仿佛正从睡梦中被唤醒过来。

然而小学里头仍在敲钟上课，按步就班。乡下像是“世外桃源”，毫不相干。直到12月初，中心学区里几位“头上长角”的青年教师率先冲到县里“造反”，逼“当权派”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其他人也蠢蠢欲动，不久就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教师“红卫兵”，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才正式投入运动，扮演各自的角色。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这一场风暴盲目地卷进去，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可以说，完全是在被利用的，充当呐喊和打手的角色。

我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时候，觉得挺威风，仿佛长高了三尺，从此步入革命者的行列，就要去为神圣的事业进行捍卫、搏斗、冲杀了。几位上京“造反”的人拍来电报，声称中央已允许小学教师外出“串联”，当时称为“长征”。当然不是当年红军为了抗日，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中辗转北上的长征。而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城市间搞“串联”的所谓“长征”。于是12月29日，我参加的“红卫兵”“风雷战斗队”从学校出发了。大家计划先“南下”后“北上”。我同家里告别时，郑重交代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似乎感到这一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雄赳赳地踏上征途。但后来事实证明，许多人是借机出去游览观光，所谓“革命”仅是一个幌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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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针对性的社论，宣称要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传统实行改革和破除，对官老爷大胆冲击揭露，对迫害群众的反动路线和反动“血统论”进行批判。其内容和声势在当时是令人鼓舞的。

我为此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写了一封情感激荡的信，寄给党中央**，表示自己热烈拥护的程度，并就当时的教育革命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哀乐，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始终改不了凡事总想发表自己见解的脾气。我因此还收到一封党中央办公厅的回函。

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4日又公布指导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十六条》。我的血沸腾了，第二天就赶回学校，放弃假期休息，同几位农村青年一道到田间，边劳动边宣传《十六条》。在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鼓舞下，我对报上和社会上开展的一切讨论都抱极大的兴趣，对这场运动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和希望，以为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革命。它符合我喜爱破旧立新，不断向前的秉性。尤其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喊得最响，一些人受压迫最历害的时候，总希望来一场暴风雨把它冲洗干净。

8月18日**第一次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城楼检阅首都“红卫兵”，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号召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同时各省市的“红卫兵”也分批晋京接受**的检阅，其狂热的程度是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大中学生中几位杰出人物，成为时代的英雄，他们如火如荼的行动得到众人的赞誉，被群众广泛地传颂。整个社会已太久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勇敢行为了。人民群众仿佛正从睡梦中被唤醒过来。

然而小学里头仍在敲钟上课，按步就班。乡下像是“世外桃源”，毫不相干。直到12月初，中心学区里几位“头上长角”的青年教师率先冲到县里“造反”，逼“当权派”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其他人也蠢蠢欲动，不久就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目的教师“红卫兵”，宣布“停课闹革命”。我们这才正式投入运动，扮演各自的角色。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跟着这一场风暴盲目地卷进去，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和目标，可以说，完全是在被利用的，充当呐喊和打手的角色。

我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时候，觉得挺威风，仿佛长高了三尺，从此步入革命者的行列，就要去为神圣的事业进行捍卫、搏斗、冲杀了。几位上京“造反”的人拍来电报，声称中央已允许小学教师外出“串联”，当时称为“长征”。当然不是当年红军为了抗日，在人烟稀少的雪山草地中辗转北上的长征。而是为了打倒“走资派”，在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城市间搞“串联”的所谓“长征”。于是12月29日，我参加的“红卫兵”“风雷战斗队”从学校出发了。大家计划先“南下”后“北上”。我同家里告别时，郑重交代要一年半载才能回来。似乎感到这一去就要干一番大事业，要到全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雄赳赳地踏上征途。但后来事实证明，许多人是借机出去游览观光，所谓“革命”仅是一个幌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