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由”人生――“逍遥派”的日子（8）（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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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几十人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来到他家，问了几句就开始翻箱倒柜，抄起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一会儿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房间、厨房的地板都挖开了。几个人硬逼着，要他交出什么印章材料。他又死活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也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到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整理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就象一个初学骑自行车的人，往往为了躲避，反而把人撞倒一样。何况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更不应该的事。

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母亲一离开，我就急忙抱着日记本跑到厨房间，一边翻阅日纪本，一边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撕下后立即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就纸灰飞扬。提着一颗心，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连同残存的文稿重先又埋入地下，做好掩盖，至此才宽下身子来，躺倒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临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仅几秒钟的场面。我可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当年也有如此惊险的经历。至今我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文稿只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可惜呀！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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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几十人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来到他家，问了几句就开始翻箱倒柜，抄起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一会儿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房间、厨房的地板都挖开了。几个人硬逼着，要他交出什么印章材料。他又死活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也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到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整理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就象一个初学骑自行车的人，往往为了躲避，反而把人撞倒一样。何况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更不应该的事。

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母亲一离开，我就急忙抱着日记本跑到厨房间，一边翻阅日纪本，一边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撕下后立即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就纸灰飞扬。提着一颗心，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连同残存的文稿重先又埋入地下，做好掩盖，至此才宽下身子来，躺倒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临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仅几秒钟的场面。我可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当年也有如此惊险的经历。至今我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文稿只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可惜呀！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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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县革委会总算在吵吵嚷嚷中成立。人们期盼国家从此会安定下来，走上正轨，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而胜利者并不就此罢休，他们开始了对反对派的惩罚。我的邻居有一位青年工人，是一家工厂“红卫兵”的头头，属于不掌权的一派。一天，竟然有一队人马，几十人举着彩旗，鼓锣打鼓，热热闹闹地来到他家，问了几句就开始翻箱倒柜，抄起他的家，简直象一群明火执杖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别人家中。我正在房里抄写文章。一会儿母亲惶恐地进来告诉我：“对面抄得可厉害了，连房间、厨房的地板都挖开了。几个人硬逼着，要他交出什么印章材料。他又死活说没有。听说下午还要来，你要小心点。”我心头一沉，难道母亲知道我在做可怕的“文字游戏”？

“文革”初破“四旧”在抄家风盛炽时候，母亲怕招惹是非，曾经叫来表弟，撬开我的箱子。把那些可能被当作“反动”的邮票，全撕下来烧掉，还把一些朋友的照片，只要是古怪一点的，或有点摩登的女孩子照片，也当“四旧”“处决”了。我回来后得知情况，为那些辛勤搜集到的邮票感到万分可惜。其中有上海集邮家陈湘涛送我的一枚三分“大龙票”和一套“小龙票”，及其它一些珍爱的“国邮”，总数一千多枚，放到现在可是价值不菲，当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我的日记本却全都安然无恙，母亲不知道那些是比邮票更危险的东西。为安全起见，当时我就把那些日记本装在一个铁箱里，偷偷埋在厨房间的地下，直到这次整理才拿出来。

母亲这一说，我忽然感到不安全。那些人会不会株连九族，抄起邻居的家？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日记本被查抄，连同抽屉里的文稿，都可能成为“反革命”的证据，连生命也难保。当年曾有一位十五岁的孩子，只因为书写一句对领袖不恭的标语，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对无知的少年如此重罚，说明当时的司法如同孩子一样偏激，整个社会都缺乏冷静和思考。其实借助“恐惧”来制止犯罪，倒有可能使一些人因恐惧而不自觉地走向反面，做出本来就害怕的事来。就象一个初学骑自行车的人，往往为了躲避，反而把人撞倒一样。何况罪犯未被揭露，还会胆小心虚，一旦败露，反而会疯狂起来，做出更不应该的事。

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将日记本烧毁，那些是我的命根子，如同我亲生的儿子一样。为了这一事业，我忍受了无数次歧视和侮辱，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怎能这样将它毁灭，把十几年的心血和理想一下烧去，还有这半年来的“煎熬”。考虑再三，我决定剔除日记本里含有政治色彩的内容，和文稿中明显带有政治气味的地方，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含沙射影”，或在别人看来可能成为反动的东西，撕下来烧毁。只留下属于个人生活工作记载的文字，一旦被发现，顶多受一场批判。我相信自己是纯洁、诚实，有一点不满也是客观的，根本不属于“反动”。其实骂几声出气的不一定是死心塌地的反党人物，满口颂扬的才是更危险的家伙。可惜没人这样想，那些人头脑发热，只想听好话。

母亲一离开，我就急忙抱着日记本跑到厨房间，一边翻阅日纪本，一边把“政治的东西”匆匆挑出来，撕下后立即投进火炉里。不一会满屋里就纸灰飞扬。提着一颗心，我又赶紧扑杀纸灰，弄得满头大汗，浑身灰烬。最后把剩下的支离破碎的日记本，连同残存的文稿重先又埋入地下，做好掩盖，至此才宽下身子来，躺倒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回想起来，当年真有点象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党员在临撤退前销毁文件的镜头。不过，电影往往一闪而过，仅几秒钟的场面。我可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想不到一个“逍遥派”当年也有如此惊险的经历。至今我还有点胆战心惊，也有点后悔，烧去的都是一些具有精辟见解的文章，有自己对社会对政治独到的观点和看法。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今再也写不出来了，留下的文稿只是一具抽去灵魂的僵尸，毫无生气。可惜呀！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