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囚徒”人生――说我“里通外国”（2）（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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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只听见心在怦怦地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常说“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我在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其实那些人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根本没有朋友。难怪他们要这样去想。经过一番周密研究，他们决定“乘胜追击，决不放过”。中队长下令将我隔离起来，要我彻底交代。同时派出专案人员外出调查。

当我把这件倒霉的事掷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了许多，睡眠也安稳了。可头脑清醒，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还是一片忠诚换来是非。我心里十分后悔，同时不服，马上给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清队”总指挥，写了一封抗议信。天真地强调自己是主动交代问题，对党忠诚老实，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信很快转到中队长手里。他大发雷霆，说我破坏了“学习班”的制度，与外界搞“串供”，说我“企图蒙混过关”，宣布对我“五不准”。连我的一位亲戚，原来在“学习班”当炊事员，也受我的牵连被赶出去。我从此行动失去自由，但我没有一丝害怕，心里十分坦然，因为我觉得对党已毫无隐瞒了。

大约过了10天左右，9月23日，“学习班”热闹起来，到处张贴着巨幅标语：“何海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海生‘里通外国’罪该万死！”“反革命分子何海生必须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等等。我知道，这一天轮到我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挽救”。我还是一点不紧张，只是有点好奇，隐隐感到一种痛心。他们如此大动干戈能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岂不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溜之大吉吗？凭我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和**著作的熏陶，我相信党和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时“灵感”涌现，在“反省”时，我写下了几首充满革命激情，不畏“审查”，忠心不二，热爱党，热爱人民的诗。一个人一旦言论和行动失去自由，唯有思想可以任意发挥。可后来在一次对被审查人员的突击搜查中被发现，竟说我是“心怀不满，书写反动黑诗。”又不公开“黑诗”的内容，让“革命群众”鉴别一下。大概唯有如此说法，才符合那些人想象中推出的逻辑吧！才能激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痛恨。我因此想到，“革命群众”有时也太可怜，受了蒙骗还不知道，反而产生出错误的判断去冤枉好人。

“批斗”会开始时，两个人拿出一块纸牌，上面书写我的罪衔，姓名，还画一付人们通常用来表示有毒物质的骷髅图。然后狠狠挂在我脖子上，把我押上台。我一露面，下面的口号声就响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对我来说，已是“坦白从严”了。我开始有点慌乱地站着，象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听得口号声平息之后，中队长叫大家翻开“红宝书”——《**语录》。此时我手里也拿着一本，同时翻开。这是“学习班”里唯一可以看的书，就象上教堂，对于《圣经》，牧师和罪人一样感到神圣。念了几段对敌斗争的语录，中队长点出当天的主题。一个人就声色俱厉地走出来揭发批判：“何海生是个隐藏已久的反革命分子，他里通外国，干尽坏事……”这就不用多写了，那些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受批斗的人身上，只要多参加几次这样的会，也就背得出来。对有点经历的人来说，毫不耳生，只是姓名不同罢了，有时张三，有时李四，反正他们都是“坏蛋”，就象戏剧脸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来批判，有的说到激动处就叫我举手下跪。我不肯照办，于是又一阵口号声的浪潮压过来。有两个冲上台来，动手要将我摁倒。我顽强地顶着，两膝不愿下弯。我觉得人民向人民下跪是一种耻辱，对我对大家都不光彩。中队长大概觉得还不到火候，走过来打圆场。一边示意那两人退下，一边说：“何海生，群众是在挽救你，你不要执迷不悟。否则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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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只听见心在怦怦地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常说“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我在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其实那些人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根本没有朋友。难怪他们要这样去想。经过一番周密研究，他们决定“乘胜追击，决不放过”。中队长下令将我隔离起来，要我彻底交代。同时派出专案人员外出调查。

当我把这件倒霉的事掷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了许多，睡眠也安稳了。可头脑清醒，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还是一片忠诚换来是非。我心里十分后悔，同时不服，马上给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清队”总指挥，写了一封抗议信。天真地强调自己是主动交代问题，对党忠诚老实，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信很快转到中队长手里。他大发雷霆，说我破坏了“学习班”的制度，与外界搞“串供”，说我“企图蒙混过关”，宣布对我“五不准”。连我的一位亲戚，原来在“学习班”当炊事员，也受我的牵连被赶出去。我从此行动失去自由，但我没有一丝害怕，心里十分坦然，因为我觉得对党已毫无隐瞒了。

大约过了10天左右，9月23日，“学习班”热闹起来，到处张贴着巨幅标语：“何海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海生‘里通外国’罪该万死！”“反革命分子何海生必须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等等。我知道，这一天轮到我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挽救”。我还是一点不紧张，只是有点好奇，隐隐感到一种痛心。他们如此大动干戈能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岂不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溜之大吉吗？凭我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和**著作的熏陶，我相信党和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时“灵感”涌现，在“反省”时，我写下了几首充满革命激情，不畏“审查”，忠心不二，热爱党，热爱人民的诗。一个人一旦言论和行动失去自由，唯有思想可以任意发挥。可后来在一次对被审查人员的突击搜查中被发现，竟说我是“心怀不满，书写反动黑诗。”又不公开“黑诗”的内容，让“革命群众”鉴别一下。大概唯有如此说法，才符合那些人想象中推出的逻辑吧！才能激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痛恨。我因此想到，“革命群众”有时也太可怜，受了蒙骗还不知道，反而产生出错误的判断去冤枉好人。

“批斗”会开始时，两个人拿出一块纸牌，上面书写我的罪衔，姓名，还画一付人们通常用来表示有毒物质的骷髅图。然后狠狠挂在我脖子上，把我押上台。我一露面，下面的口号声就响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对我来说，已是“坦白从严”了。我开始有点慌乱地站着，象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听得口号声平息之后，中队长叫大家翻开“红宝书”——《**语录》。此时我手里也拿着一本，同时翻开。这是“学习班”里唯一可以看的书，就象上教堂，对于《圣经》，牧师和罪人一样感到神圣。念了几段对敌斗争的语录，中队长点出当天的主题。一个人就声色俱厉地走出来揭发批判：“何海生是个隐藏已久的反革命分子，他里通外国，干尽坏事……”这就不用多写了，那些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受批斗的人身上，只要多参加几次这样的会，也就背得出来。对有点经历的人来说，毫不耳生，只是姓名不同罢了，有时张三，有时李四，反正他们都是“坏蛋”，就象戏剧脸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来批判，有的说到激动处就叫我举手下跪。我不肯照办，于是又一阵口号声的浪潮压过来。有两个冲上台来，动手要将我摁倒。我顽强地顶着，两膝不愿下弯。我觉得人民向人民下跪是一种耻辱，对我对大家都不光彩。中队长大概觉得还不到火候，走过来打圆场。一边示意那两人退下，一边说：“何海生，群众是在挽救你，你不要执迷不悟。否则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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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学习班，我食不甘味，睡不成寐，整夜翻来覆去，胡乱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只听见心在怦怦地狂跳，手脚冷冰冰，全身没有一丝热气。但心里还是清楚这是一种病态，一种由神经衰弱引起的恐惧症，再不排除引起紧张的因素，发展下去可能变为神经分裂症。身体就彻底垮了。为了解脱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决定第二天在小组讨论会上把这件事讲清楚，不是说“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嘛！不外是那么一回事，领导常说“交代了还是好同志”，没什么可怕的。

不料，我在会上一公开。“学习班”的负责人立即重视起来，凑在一起分析道：“这是以攻为守，企图用支节的问题掩盖实质的东西，背后肯定大有文章”。“何海生在刺探我们是否掌握他的材料，没想到露出尾巴。”······其实那些人都是“对敌斗争的能手”，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紧紧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敌人”，根本没有朋友。难怪他们要这样去想。经过一番周密研究，他们决定“乘胜追击，决不放过”。中队长下令将我隔离起来，要我彻底交代。同时派出专案人员外出调查。

当我把这件倒霉的事掷出去以后，心里就轻松了许多，睡眠也安稳了。可头脑清醒，才发觉自己做了一件蠢事，还是一片忠诚换来是非。我心里十分后悔，同时不服，马上给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清队”总指挥，写了一封抗议信。天真地强调自己是主动交代问题，对党忠诚老实，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信很快转到中队长手里。他大发雷霆，说我破坏了“学习班”的制度，与外界搞“串供”，说我“企图蒙混过关”，宣布对我“五不准”。连我的一位亲戚，原来在“学习班”当炊事员，也受我的牵连被赶出去。我从此行动失去自由，但我没有一丝害怕，心里十分坦然，因为我觉得对党已毫无隐瞒了。

大约过了10天左右，9月23日，“学习班”热闹起来，到处张贴着巨幅标语：“何海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何海生‘里通外国’罪该万死！”“反革命分子何海生必须老实交代重大政历问题！”等等。我知道，这一天轮到我上台接受“革命群众”的“挽救”。我还是一点不紧张，只是有点好奇，隐隐感到一种痛心。他们如此大动干戈能在我身上得到什么？岂不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溜之大吉吗？凭我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和**著作的熏陶，我相信党和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时“灵感”涌现，在“反省”时，我写下了几首充满革命激情，不畏“审查”，忠心不二，热爱党，热爱人民的诗。一个人一旦言论和行动失去自由，唯有思想可以任意发挥。可后来在一次对被审查人员的突击搜查中被发现，竟说我是“心怀不满，书写反动黑诗。”又不公开“黑诗”的内容，让“革命群众”鉴别一下。大概唯有如此说法，才符合那些人想象中推出的逻辑吧！才能激起“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痛恨。我因此想到，“革命群众”有时也太可怜，受了蒙骗还不知道，反而产生出错误的判断去冤枉好人。

“批斗”会开始时，两个人拿出一块纸牌，上面书写我的罪衔，姓名，还画一付人们通常用来表示有毒物质的骷髅图。然后狠狠挂在我脖子上，把我押上台。我一露面，下面的口号声就响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对我来说，已是“坦白从严”了。我开始有点慌乱地站着，象一只惊慌失措的兔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只听得口号声平息之后，中队长叫大家翻开“红宝书”——《**语录》。此时我手里也拿着一本，同时翻开。这是“学习班”里唯一可以看的书，就象上教堂，对于《圣经》，牧师和罪人一样感到神圣。念了几段对敌斗争的语录，中队长点出当天的主题。一个人就声色俱厉地走出来揭发批判：“何海生是个隐藏已久的反革命分子，他里通外国，干尽坏事……”这就不用多写了，那些话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受批斗的人身上，只要多参加几次这样的会，也就背得出来。对有点经历的人来说，毫不耳生，只是姓名不同罢了，有时张三，有时李四，反正他们都是“坏蛋”，就象戏剧脸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来批判，有的说到激动处就叫我举手下跪。我不肯照办，于是又一阵口号声的浪潮压过来。有两个冲上台来，动手要将我摁倒。我顽强地顶着，两膝不愿下弯。我觉得人民向人民下跪是一种耻辱，对我对大家都不光彩。中队长大概觉得还不到火候，走过来打圆场。一边示意那两人退下，一边说：“何海生，群众是在挽救你，你不要执迷不悟。否则革命群众绝不会放过你。”（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