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囚徒”人生――说我“里通外国”（9）（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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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后，他们让我回小组参加“学习”。我有如大病初愈，羸弱不堪，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一边。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违背事实，违背良心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心又狂跳不止，夜里照样睡不着，比受“审查”前的担心更严重。过去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不必要的紧张，那时却是真正的恐怖。我不该这样稀里糊涂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原则。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挽救”我，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却不能自己颠倒黑白，往坏人堆里钻。我应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不能无缘无故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我越想心里越着急。第三天一早我立即写了一份“翻案声明”，否定我所签名同意的一切。

奇怪的是我的“翻案声明”送到中队部，他们却不再理我，也不来斗我“翻案”。我再三追问，他们只是恐吓，什么也不跟我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把我的“翻案”当作一回事，更没有把我写的“翻案声明”送到上面去，而是装聋作哑企图了结此案，给我定上罪，以说明他们“没有冤枉好人”。那些人就这样利用了我对党的热爱，对组织上的信赖，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跟骗子手一样，只要东西到手，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连同他人彻骨的咒骂也不予理睬。

我奔告无路，入地无门，还是不能回家去，连通个信息也不行。1970年1月17日又从“学习班”直接被“护送”到崇武公社去参加“**思想宣传队”。说得好听，实际仍处在被管制的地位，只是给别人烧饭跑腿，做些打杂的活，不但没有一点职权，自身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直到那年春节前，他们都要回家过年，没人肯留下来“照管”我，只好允许我也回去。走前，专案组长还威胁：“出去不许串供”。

走出禁地，世界仿佛变得奇妙无比，一草一木格外新鲜，道路一下宽畅起来，可以任我走到天边海角，不再有人象幽灵般跟在后头。自由是多么可贵，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它会这样难得。

家里人对我的归来，好象不感到过分惊喜，只是随便问些“学习结束了”这类的话。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班”里是怎样可怕，当时象这样被关在“学习班”里达几个月的并不稀奇。美娟告诉我，她不相信别人的谣传，也不过分为我担忧。小女已经一周岁半了，长得活泼可爱。看着她，我把一切不幸和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几天，几乎一刻也不离着，充分享受这天伦之乐，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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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后，他们让我回小组参加“学习”。我有如大病初愈，羸弱不堪，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一边。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违背事实，违背良心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心又狂跳不止，夜里照样睡不着，比受“审查”前的担心更严重。过去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不必要的紧张，那时却是真正的恐怖。我不该这样稀里糊涂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原则。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挽救”我，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却不能自己颠倒黑白，往坏人堆里钻。我应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不能无缘无故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我越想心里越着急。第三天一早我立即写了一份“翻案声明”，否定我所签名同意的一切。

奇怪的是我的“翻案声明”送到中队部，他们却不再理我，也不来斗我“翻案”。我再三追问，他们只是恐吓，什么也不跟我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把我的“翻案”当作一回事，更没有把我写的“翻案声明”送到上面去，而是装聋作哑企图了结此案，给我定上罪，以说明他们“没有冤枉好人”。那些人就这样利用了我对党的热爱，对组织上的信赖，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跟骗子手一样，只要东西到手，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连同他人彻骨的咒骂也不予理睬。

我奔告无路，入地无门，还是不能回家去，连通个信息也不行。1970年1月17日又从“学习班”直接被“护送”到崇武公社去参加“**思想宣传队”。说得好听，实际仍处在被管制的地位，只是给别人烧饭跑腿，做些打杂的活，不但没有一点职权，自身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直到那年春节前，他们都要回家过年，没人肯留下来“照管”我，只好允许我也回去。走前，专案组长还威胁：“出去不许串供”。

走出禁地，世界仿佛变得奇妙无比，一草一木格外新鲜，道路一下宽畅起来，可以任我走到天边海角，不再有人象幽灵般跟在后头。自由是多么可贵，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它会这样难得。

家里人对我的归来，好象不感到过分惊喜，只是随便问些“学习结束了”这类的话。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班”里是怎样可怕，当时象这样被关在“学习班”里达几个月的并不稀奇。美娟告诉我，她不相信别人的谣传，也不过分为我担忧。小女已经一周岁半了，长得活泼可爱。看着她，我把一切不幸和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几天，几乎一刻也不离着，充分享受这天伦之乐，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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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后，他们让我回小组参加“学习”。我有如大病初愈，羸弱不堪，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一边。想到自己做了一件违背事实，违背良心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心又狂跳不止，夜里照样睡不着，比受“审查”前的担心更严重。过去是由于神经衰弱产生不必要的紧张，那时却是真正的恐怖。我不该这样稀里糊涂为了活命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原则。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在“挽救”我，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却不能自己颠倒黑白，往坏人堆里钻。我应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不能无缘无故承认自己是个坏蛋。我越想心里越着急。第三天一早我立即写了一份“翻案声明”，否定我所签名同意的一切。

奇怪的是我的“翻案声明”送到中队部，他们却不再理我，也不来斗我“翻案”。我再三追问，他们只是恐吓，什么也不跟我说。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把我的“翻案”当作一回事，更没有把我写的“翻案声明”送到上面去，而是装聋作哑企图了结此案，给我定上罪，以说明他们“没有冤枉好人”。那些人就这样利用了我对党的热爱，对组织上的信赖，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跟骗子手一样，只要东西到手，可以不管别人的死活，连同他人彻骨的咒骂也不予理睬。

我奔告无路，入地无门，还是不能回家去，连通个信息也不行。1970年1月17日又从“学习班”直接被“护送”到崇武公社去参加“**思想宣传队”。说得好听，实际仍处在被管制的地位，只是给别人烧饭跑腿，做些打杂的活，不但没有一点职权，自身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直到那年春节前，他们都要回家过年，没人肯留下来“照管”我，只好允许我也回去。走前，专案组长还威胁：“出去不许串供”。

走出禁地，世界仿佛变得奇妙无比，一草一木格外新鲜，道路一下宽畅起来，可以任我走到天边海角，不再有人象幽灵般跟在后头。自由是多么可贵，以前我从没有感到它会这样难得。

家里人对我的归来，好象不感到过分惊喜，只是随便问些“学习结束了”这类的话。大概他们不知道我在“学习班”里是怎样可怕，当时象这样被关在“学习班”里达几个月的并不稀奇。美娟告诉我，她不相信别人的谣传，也不过分为我担忧。小女已经一周岁半了，长得活泼可爱。看着她，我把一切不幸和烦恼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几天，几乎一刻也不离着，充分享受这天伦之乐，弥补几个月来可怕的孤单。当小女满屋子在爬上翻下，时而搬动椅子到桌上来帮大人“干活”，时而把抹桌巾放在面盆里学妈妈洗衣服、擦桌椅。我感到人的生命正在时刻不停地向上伸展，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愿小女的将来不再遭遇我的苦难。

过了春节，我又回“宣传队”去。队长他们还没回来，只有我和另一位也是受审查对象的按时归队。我们照样干些打杂的事。在不知底细的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我们都是上级派来负有使命的“钦差大臣”。一天，几个大队“造反派”半夜跑来敲门，报告说有人“下海投敌”，被他们抓起来，请示“宣传队”要如何处理。当天队长他们都不在家，我如果不予理会，责任不在我身上。但是我觉得应该维护“宣传队”的威望，不能让别人看出“宣传队”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一些人“自身难保”，我穿上衣服就跟他们出去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