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艰难人生――走别人安排的路（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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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光是出工劳动也还挺得住，最恼人的是回到家里又歇不得。分到的稻草要一担一担从田里挑回来。稻谷要晒干，挑到碾厂去碾成米。花生果也要晒干，再送去榨油。冬季生产队分地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次几百斤地瓜要分几趟从地里挑回来，然后得削皮、洗净，再挑到碾厂去绞碎，这时光排队得等上好半天。绞完后再挑回来一遍又一遍地用水冲洗过滤，让它沉淀出地瓜粉。过几天还要从缸里挖出来放到大簸箕上去晒干。地瓜渣也要捏成一个个圆饼放到屋顶上去暴晒。有时是把地瓜刨成片状或条状晒成地瓜干保存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天气，老天爷保佑，东西可顺利地收回来。遇上阴雨天或下一场雷阵雨，就害苦了大家。粮食淋湿了会发霉变质，挑到市场上价钱就大大地贱了。此外，还得预备好几个“七斗”，“五斗”大缸，储藏着差不多是一年的粮食。

我的住处是长长的一间厢房，一头搭床铺，一头建炉灶，中间靠墙放上一张桌子，两只板凳，也就把房里可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占据了，只留着一条小小的通道。随着生产队分粮食，大缸小缸一个个挤进来，只好“叠罗汉”，向空间发展。到了晚上，简直是人和粮食同时收藏在一个处所。更何况住房后面连着房东的一间草房，里面堆积着供一年烧用的柴草。前头又接着一间猪舍，两头大肥猪整天哼哼直叫。旁边虽有一个小客厅，一边是我堆放柴草和各种农俱、杂物。另一边是房东的鸡、鸭、鹅、羊过夜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平方的“经济效益”。可谓昏昏陋室，热闹无穷，我是乐在其中了。

住房虽挤，生活虽苦，习惯了也就无所谓。想想世上还有住地窖，睡破茅屋，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非洲还有灾民，有当奴隶的，我也就满不在乎了。祖先不是教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吗？可是到后来，有些社员却表现出很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尤其是男社员，常在我背后说些风凉话。这倒不在于我不熟悉农村的干活。在他们看来，一个壮年男子不会在城里干些别的营生，而跑到乡下来跟农民争工分是没有出息的。他们以为在城里可以不出大力气，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欲去而不能呢！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何况我的户粮关系当时还放在学校里，可以完全不受生产队的约束，愿意干什么是很自由的。就是那些户粮关系早已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成年男子，不少人仍留在城里做生意或开修理店，搞手工艺之类的，只把老人孩子丢在乡下，等待分口粮。因此他们就认定我是属于城里的“下等人”，“没本事”，“不乖巧”，才被淘汰到乡下来跟他们争工分吃。

有一次我跟几个男社员上山扛石头，抢修队里的水渠。他们看到我颠来倒去走不稳，不时得停下来喘口气。就有好心的过来劝我，还是回城里去贩点东西卖，省花力气，说某某人在城里一天能赚不少钱，既轻松又实在。有的则公开冷言冷语嘲讽起来：“这书呆子，不在城里赚钱，偏要到乡下来啃石头，怕是放心不下老婆吧！”我的脸刷地红透了，这句话比二百多斤石头还沉呀！精神上的无端刺激最叫人难于忍受。

其实，我以为自己参加劳动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此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将来的出路，至于“挣工分”完全是没有考虑到的事。当时一分工分不值三分钱，一天顶多得六个工分，能值多少钱呢？我始终是一付老实劲，或者说“书呆子”也行，把**的教导奉为金科玉律，即使遭到摧残迫害，已是“脸上刺字的囚徒”，还是忠心耿耿，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当时有谁能理解呢？有谁注意到这一点呢？我无异于在盲目地敬神。（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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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光是出工劳动也还挺得住，最恼人的是回到家里又歇不得。分到的稻草要一担一担从田里挑回来。稻谷要晒干，挑到碾厂去碾成米。花生果也要晒干，再送去榨油。冬季生产队分地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次几百斤地瓜要分几趟从地里挑回来，然后得削皮、洗净，再挑到碾厂去绞碎，这时光排队得等上好半天。绞完后再挑回来一遍又一遍地用水冲洗过滤，让它沉淀出地瓜粉。过几天还要从缸里挖出来放到大簸箕上去晒干。地瓜渣也要捏成一个个圆饼放到屋顶上去暴晒。有时是把地瓜刨成片状或条状晒成地瓜干保存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天气，老天爷保佑，东西可顺利地收回来。遇上阴雨天或下一场雷阵雨，就害苦了大家。粮食淋湿了会发霉变质，挑到市场上价钱就大大地贱了。此外，还得预备好几个“七斗”，“五斗”大缸，储藏着差不多是一年的粮食。

我的住处是长长的一间厢房，一头搭床铺，一头建炉灶，中间靠墙放上一张桌子，两只板凳，也就把房里可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占据了，只留着一条小小的通道。随着生产队分粮食，大缸小缸一个个挤进来，只好“叠罗汉”，向空间发展。到了晚上，简直是人和粮食同时收藏在一个处所。更何况住房后面连着房东的一间草房，里面堆积着供一年烧用的柴草。前头又接着一间猪舍，两头大肥猪整天哼哼直叫。旁边虽有一个小客厅，一边是我堆放柴草和各种农俱、杂物。另一边是房东的鸡、鸭、鹅、羊过夜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平方的“经济效益”。可谓昏昏陋室，热闹无穷，我是乐在其中了。

住房虽挤，生活虽苦，习惯了也就无所谓。想想世上还有住地窖，睡破茅屋，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非洲还有灾民，有当奴隶的，我也就满不在乎了。祖先不是教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吗？可是到后来，有些社员却表现出很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尤其是男社员，常在我背后说些风凉话。这倒不在于我不熟悉农村的干活。在他们看来，一个壮年男子不会在城里干些别的营生，而跑到乡下来跟农民争工分是没有出息的。他们以为在城里可以不出大力气，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欲去而不能呢！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何况我的户粮关系当时还放在学校里，可以完全不受生产队的约束，愿意干什么是很自由的。就是那些户粮关系早已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成年男子，不少人仍留在城里做生意或开修理店，搞手工艺之类的，只把老人孩子丢在乡下，等待分口粮。因此他们就认定我是属于城里的“下等人”，“没本事”，“不乖巧”，才被淘汰到乡下来跟他们争工分吃。

有一次我跟几个男社员上山扛石头，抢修队里的水渠。他们看到我颠来倒去走不稳，不时得停下来喘口气。就有好心的过来劝我，还是回城里去贩点东西卖，省花力气，说某某人在城里一天能赚不少钱，既轻松又实在。有的则公开冷言冷语嘲讽起来：“这书呆子，不在城里赚钱，偏要到乡下来啃石头，怕是放心不下老婆吧！”我的脸刷地红透了，这句话比二百多斤石头还沉呀！精神上的无端刺激最叫人难于忍受。

其实，我以为自己参加劳动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此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将来的出路，至于“挣工分”完全是没有考虑到的事。当时一分工分不值三分钱，一天顶多得六个工分，能值多少钱呢？我始终是一付老实劲，或者说“书呆子”也行，把**的教导奉为金科玉律，即使遭到摧残迫害，已是“脸上刺字的囚徒”，还是忠心耿耿，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当时有谁能理解呢？有谁注意到这一点呢？我无异于在盲目地敬神。（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