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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具备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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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具备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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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我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也不够如此。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其实若将他们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具备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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