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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伤”。我知道,有人还在背后谈论我的过去,有幸灾乐祸的,有作为奇闻逸事流传的,都是贬低和岐视的成分居多,只有个别是钦佩赞叹的。也有好心人不敢轻意在我面前提到我的遭遇,担心让我难堪。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尤其那段戴着眼镜,脸黄肌瘦,蹲在公路旁叫卖茶水的情景,怪可怜,怪狼狈,我自己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丰富。它是那样痛苦,那样残酷。归根结蒂又使我坚强许多,使我领受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会到濒临绝路的人最迫切的需求。它象是战斗中遗留下的疤痕,增添了几分光彩。我总是十分自豪地回味在度过难关时的自信和毅力,象一位船长回头去看船后的暗礁和恶浪一般,勇气倍增了,而不是削弱了。也许在克服困难方面,我确有超越一般人的力量。经过这场苦难的洗劫,在生活面前,我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势利,而是更加大无畏。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自己理想的路上,我仅仅是回到八年前的起点。那几年本该是我生命中最辉煌,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却全都廉价地消耗在对社会,对人民毫无益处的瞎忙中。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摧残,可谓元气大损,力不从心,干不了大事。但对待人生,我从不轻言失败,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从长远意义看,我不会去诅咒过去。人们总是有理智,朝着“向前看”,大多数人不愿纠缠往事。要不,任何一种“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都无法弥补人们失去的青春年华,无法愈合心灵的创伤。但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对人民也能抱此态度,还给生活本来的颜色。
1974年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不光工作“转正”,“上山下乡”“回收”,一一得到解决,美娟也经由一位亲戚的介绍,到离家四十多华里的一间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十六元。为此不得不把未满四岁的小儿寄养到岳母家,把小女留在城里交给母亲看管。一家四口分成四处,也够为难的。然而好歹是个工作,能得到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总该高兴高兴。
八月份县教育局又通知我,下学期去地区“中教班”接受英语培训。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员,恢复工作不久,正当中学里随着国家外交战线上的节节胜利,纷纷开设外语课。过去被冷落的英语教师,一时象宝贝似地被人到处寻觅着。可是为数不多,有的早已改弦易辙,教起别的学科。不知当时领导从哪里得知我曾经自学过英语,或者竟以为我是“里通外国”分子,必懂得英语,故特意请我去任教。我一时犹豫不决,虽说学过一点,却没有过关,搁了十几年又几乎忘光了。但是一种继续学习的劲头,促使我应承下来。后来边教边学也支撑了两年,内心上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教中学英语。教育局居然要我脱产去学习,虽说是一次业务上的进修,但“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同事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提拔”,由“小教”晋升为“中教”,一些人是要眼红的。我也感到自己正当福星高照,红运未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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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伤”。我知道,有人还在背后谈论我的过去,有幸灾乐祸的,有作为奇闻逸事流传的,都是贬低和岐视的成分居多,只有个别是钦佩赞叹的。也有好心人不敢轻意在我面前提到我的遭遇,担心让我难堪。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尤其那段戴着眼镜,脸黄肌瘦,蹲在公路旁叫卖茶水的情景,怪可怜,怪狼狈,我自己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丰富。它是那样痛苦,那样残酷。归根结蒂又使我坚强许多,使我领受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会到濒临绝路的人最迫切的需求。它象是战斗中遗留下的疤痕,增添了几分光彩。我总是十分自豪地回味在度过难关时的自信和毅力,象一位船长回头去看船后的暗礁和恶浪一般,勇气倍增了,而不是削弱了。也许在克服困难方面,我确有超越一般人的力量。经过这场苦难的洗劫,在生活面前,我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势利,而是更加大无畏。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自己理想的路上,我仅仅是回到八年前的起点。那几年本该是我生命中最辉煌,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却全都廉价地消耗在对社会,对人民毫无益处的瞎忙中。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摧残,可谓元气大损,力不从心,干不了大事。但对待人生,我从不轻言失败,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从长远意义看,我不会去诅咒过去。人们总是有理智,朝着“向前看”,大多数人不愿纠缠往事。要不,任何一种“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都无法弥补人们失去的青春年华,无法愈合心灵的创伤。但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对人民也能抱此态度,还给生活本来的颜色。
1974年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不光工作“转正”,“上山下乡”“回收”,一一得到解决,美娟也经由一位亲戚的介绍,到离家四十多华里的一间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十六元。为此不得不把未满四岁的小儿寄养到岳母家,把小女留在城里交给母亲看管。一家四口分成四处,也够为难的。然而好歹是个工作,能得到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总该高兴高兴。
八月份县教育局又通知我,下学期去地区“中教班”接受英语培训。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员,恢复工作不久,正当中学里随着国家外交战线上的节节胜利,纷纷开设外语课。过去被冷落的英语教师,一时象宝贝似地被人到处寻觅着。可是为数不多,有的早已改弦易辙,教起别的学科。不知当时领导从哪里得知我曾经自学过英语,或者竟以为我是“里通外国”分子,必懂得英语,故特意请我去任教。我一时犹豫不决,虽说学过一点,却没有过关,搁了十几年又几乎忘光了。但是一种继续学习的劲头,促使我应承下来。后来边教边学也支撑了两年,内心上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教中学英语。教育局居然要我脱产去学习,虽说是一次业务上的进修,但“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同事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提拔”,由“小教”晋升为“中教”,一些人是要眼红的。我也感到自己正当福星高照,红运未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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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伤”。我知道,有人还在背后谈论我的过去,有幸灾乐祸的,有作为奇闻逸事流传的,都是贬低和岐视的成分居多,只有个别是钦佩赞叹的。也有好心人不敢轻意在我面前提到我的遭遇,担心让我难堪。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尤其那段戴着眼镜,脸黄肌瘦,蹲在公路旁叫卖茶水的情景,怪可怜,怪狼狈,我自己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丰富。它是那样痛苦,那样残酷。归根结蒂又使我坚强许多,使我领受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会到濒临绝路的人最迫切的需求。它象是战斗中遗留下的疤痕,增添了几分光彩。我总是十分自豪地回味在度过难关时的自信和毅力,象一位船长回头去看船后的暗礁和恶浪一般,勇气倍增了,而不是削弱了。也许在克服困难方面,我确有超越一般人的力量。经过这场苦难的洗劫,在生活面前,我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势利,而是更加大无畏。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自己理想的路上,我仅仅是回到八年前的起点。那几年本该是我生命中最辉煌,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却全都廉价地消耗在对社会,对人民毫无益处的瞎忙中。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摧残,可谓元气大损,力不从心,干不了大事。但对待人生,我从不轻言失败,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从长远意义看,我不会去诅咒过去。人们总是有理智,朝着“向前看”,大多数人不愿纠缠往事。要不,任何一种“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都无法弥补人们失去的青春年华,无法愈合心灵的创伤。但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对人民也能抱此态度,还给生活本来的颜色。
1974年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不光工作“转正”,“上山下乡”“回收”,一一得到解决,美娟也经由一位亲戚的介绍,到离家四十多华里的一间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十六元。为此不得不把未满四岁的小儿寄养到岳母家,把小女留在城里交给母亲看管。一家四口分成四处,也够为难的。然而好歹是个工作,能得到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总该高兴高兴。
八月份县教育局又通知我,下学期去地区“中教班”接受英语培训。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员,恢复工作不久,正当中学里随着国家外交战线上的节节胜利,纷纷开设外语课。过去被冷落的英语教师,一时象宝贝似地被人到处寻觅着。可是为数不多,有的早已改弦易辙,教起别的学科。不知当时领导从哪里得知我曾经自学过英语,或者竟以为我是“里通外国”分子,必懂得英语,故特意请我去任教。我一时犹豫不决,虽说学过一点,却没有过关,搁了十几年又几乎忘光了。但是一种继续学习的劲头,促使我应承下来。后来边教边学也支撑了两年,内心上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教中学英语。教育局居然要我脱产去学习,虽说是一次业务上的进修,但“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同事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提拔”,由“小教”晋升为“中教”,一些人是要眼红的。我也感到自己正当福星高照,红运未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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