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动荡人生――不该发生的事（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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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里联络了两位教师。开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又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出风头”，“想当官”。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权力层的明争暗斗，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的态度。

面对这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公社里有一位领导，听说在1975年曾随政治风势，带头攻击提拔过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运动”一开始，他又“反戈一击”，“负荆请罪”，弥合了跟旧上司的裂痕，居然还当上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主任。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别人出来“革命”。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们认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们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同意那位领导当“运动办”主任。我们的大字报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那位领导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运动办”主任的地位，在教师大会上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指名道姓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我们针锋相对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并找上他本人，当面批驳他的无理。他没料到我们敢如此“胆大妄为”，等于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庞然大物，一时也露出原形：“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想平日跟你们无冤无仇，对你们也不错，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想不通就在会上说了。”可事后，他恼羞成怒，竟指使个别教师对我们围攻，企图揭我们的所谓”老底“，散布我是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政治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们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我感到诧异，这哪象是个**的干部？一点政治水平都没有。可是几个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开始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开了，有人说我们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统一不起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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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里联络了两位教师。开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又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出风头”，“想当官”。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权力层的明争暗斗，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的态度。

面对这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公社里有一位领导，听说在1975年曾随政治风势，带头攻击提拔过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运动”一开始，他又“反戈一击”，“负荆请罪”，弥合了跟旧上司的裂痕，居然还当上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主任。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别人出来“革命”。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们认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们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同意那位领导当“运动办”主任。我们的大字报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那位领导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运动办”主任的地位，在教师大会上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指名道姓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我们针锋相对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并找上他本人，当面批驳他的无理。他没料到我们敢如此“胆大妄为”，等于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庞然大物，一时也露出原形：“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想平日跟你们无冤无仇，对你们也不错，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想不通就在会上说了。”可事后，他恼羞成怒，竟指使个别教师对我们围攻，企图揭我们的所谓”老底“，散布我是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政治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们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我感到诧异，这哪象是个**的干部？一点政治水平都没有。可是几个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开始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开了，有人说我们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统一不起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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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里联络了两位教师。开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又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出风头”，“想当官”。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权力层的明争暗斗，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的态度。

面对这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公社里有一位领导，听说在1975年曾随政治风势，带头攻击提拔过他的上司，得到另一派人的信任。1976年“运动”一开始，他又“反戈一击”，“负荆请罪”，弥合了跟旧上司的裂痕，居然还当上公社“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办主任。因为这个特殊的原因，他很怕别人出来“革命”。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们认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们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同意那位领导当“运动办”主任。我们的大字报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那位领导暴跳如雷，利用他合法的“运动办”主任的地位，在教师大会上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指名道姓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我们针锋相对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并找上他本人，当面批驳他的无理。他没料到我们敢如此“胆大妄为”，等于把匕首逼到他的咽喉。貌似庞然大物，一时也露出原形：“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想平日跟你们无冤无仇，对你们也不错，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想不通就在会上说了。”可事后，他恼羞成怒，竟指使个别教师对我们围攻，企图揭我们的所谓”老底“，散布我是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政治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们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我感到诧异，这哪象是个**的干部？一点政治水平都没有。可是几个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开始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开了，有人说我们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统一不起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