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坐飞机去，这么远的路坐飞机快些，省得躺在火车上烙大饼，搞得那么辛苦！”葛通积极地建议着。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实际一点吧！”柳云涛知道二人都是出于好意，便谦辞道：“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坐火车更踏实些，硬摆哪个排场干什么？去看看朋友，又不是去娶亲接什么新娘子！咱们还不如省下钱来去吃顿香辣蟹呢！那多实惠！”
又道：“我想快去快回，要是能搞定的话，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专题讨论！”
“那您就抓紧去准备吧！”杜民生和葛忠踊跃地催促着。
临时抓花椒，托关系搞到一张午时发车的火车票，柳云涛急急忙忙地登上了奔赴青岛的列车。坐在东去列车的窗口，一幕幕往事如电影特写镜头一般又重重叠叠地展现在脑际；柳云涛饶有兴味地品味着。
关云龙的人生经历非常富有传奇色彩。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关云龙出生在福建闽南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州时他才刚刚年满六岁。家乡解放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他的父亲和母亲积极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很快双双加入了中国**，成了村里贫下中农的带头人。刚满十六岁的姐姐关云凤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也到当地区政府当了一名妇女干部。又过了两年，姐姐关云凤由区委书记做媒，嫁给了一位东北籍的解放军团长。在解放初期，关云龙的家庭算的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红色革命家庭！
一九###年中专毕业后，由于他根红苗正，又是在学校入党的优秀党员，便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做了一名党政干部。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时，他的姐夫由一位**的县委书记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到路的当权派。其后，过了没有多久，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一霎时，红彤彤的革命家庭变成了反革命的巢穴！这突如其来的社会和家庭变故搞得他晕头转向，不知所从？
看到很多人树起造反的大旗，招兵买马，他也仿而效之，很快便拉起自己的一枝造反大军并自封为司令。可不幸的是，在一次造反派的冲突中他被打成了重伤。在医院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又怕对立的造反派穷追不舍，便在姐姐关云凤的关照之下把他送到了一个小山村的远房亲戚家躲避养伤。不想他却因祸得福，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这家远房亲戚姓陈，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是关云龙远房的一个舅妈，女儿陈慧芬刚满十八岁，按年庚论是他的表妹。他当时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全凭着舅妈和表妹喂水喂饭，擦屎擦尿，衣不解带地精心护理，才从阎王爷那里给他捡回了一条命！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使两个年轻人暗生情愫；后来在姐姐关云凤的一力成全下结成了伉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当时在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上的机缘，他帮好多海外华侨的眷属落实了政策。政策是**的，可人情让他做了不老少。很多海外的朋友处于感激报恩，积极鼓动资助他出国定居。当时的出国狂潮汹涌激荡，他的思想就有些松动了，可又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毕竟他在当时已经巴结到了县太爷一级，要放弃这个位置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的太太陈慧芬对他移居海外大表赞同。劝导他说：“**天天在搞运动，你知道什么时候再运动着你呀！你仔细想一想，自建国到现在三十多年来，又是三反五反，又是整风反右，又是大跃进，又是四清，又是文化大革命，哪一天让人消停过。好多###功臣都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还留恋这个籽麻官干什么？你想想你一个月能挣几张‘大团结’，再看看人家外面来的朋友是怎么生活的，还不赶快出去窝在家里等什么呀？”一席话说得他下定了移居海外的决心。
就这样，他选择去了香港。
去到香港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条件日见富足，又把全家人都迁居了过去。说来也凑巧，陈慧芬本是个服装工人，初到香港后在一个衬衣厂打工，碰巧有一天一台缝纫机出了故障，而修理机器的技师又不在，她偶而露了一手把机器给修好了，便被提拔做了领班。以后又一路高升当上了总经理助理，月工资拿到了两万多块港币，几可和他比肩。在当时，国内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块人民币。两相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为此，他大为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对了路，并对太太陈慧芬的先见之明大加赞赏！
在香港奋斗了七八年，自己的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又办起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和国内过去的同事相比，他俨然成了财富的化身。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自豪透顶，更使他对太太陈慧芬的先见之明大为叹服！
其实他的这种选择也属正常，人民公社化吃工分的时候，待嫁的姑娘总是愿意嫁到工值高的地方去；同一人，换了一种环境就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谁不向往呢？这可能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大潮汹涌澎湃的根源所在，穷则思变嘛！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东行的列车鸣叫着开进了青岛火车站。就要和老朋友重逢了，柳云涛的心里掀起了一阵狂潮。面对他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
[..]
碰头会一开完，柳云涛便迫不及待地给关云龙打电话。他知道按照香港人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老习惯，算计着关云龙也该在公司上班了。
“是云龙兄吗？我是云涛啊！你老兄是什么时候到青岛来的？”电话打通以后，柳云涛高兴的询问着。老友重逢，虽然是不曾见面的重逢，自然少不得常例的寒暄。
“我来大陆已经快有半年了。找你好多次总是找不到，你的电话都已换了。没办法同你联系。最后还是在北京老许那儿才打听到你梁州的住宅电话。可把我给找苦了！”关云龙乍一接到柳云涛的电话，喜从天降，高兴极了，絮絮叨叨地数落着。“我打电话找老许打听，他说他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同你联系了。还好，你梁州的住宅电话没有变。要是那个电话也换了，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老弟是什么时候转移到武汉去的？”
“有大半年了，去年夏天正热的时候来的。刚来的时候特不适应，差点没把我给热死！”柳云涛夸张地说笑着，又问道：“您老兄现在在青岛做什么生意呀？”
“我有朋友在青岛搞了个国际建材自由贸易城，请我过来帮忙来了！”关云龙欣喜地应道，“我们公司是比利时国际建材商、厦门国际建材商和青岛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搞得个中外合资企业。我们公司的经营规模是很大的，有中外三千多家建材厂商加盟。我着急找你，一来是想老朋友叙叙旧，也想请你过来给帮帮忙。怎么样，老弟有没有兴趣？”
三句话不到头，关云龙便单道直入地把要求提了出来。
“谢谢！谢谢！难得您老兄这样关照我，我这里给您做揖了！”柳云涛哈哈笑着，又问道：“你们公司现在搞到什么程度了？”
“基建工程正在搞，再有三五个月就可以竣工了。目前正在面向全世界著名的建材企业招商。公司建成投入运营后，就是一个中外建材行业的联合国；这在咱们中国大陆还是第一家，到时候生意是会很火爆的！”关云龙兴致盎然地卖力鼓吹着。
又道：“你抓紧时间过来看看吧！我在这里给你里留了一个主管行政后勤的副总经理的位子，你过来看看，若是觉得适合就可以留下来干。你若是想在武汉另搞一摊，我们这里也可以考虑，我们公司正在同全国各大省会城市建材商家联系，计划把###络铺遍中国大陆。武汉也是我们计划首批开发的区域之一！”
“那您最近几天在不在青岛？若是您在的话，我马上可以安排过去，云龙兄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大陆，我总得去尽尽做兄弟的地主之谊呀！”柳云涛欢欣鼓舞地答应着，大有喜从天降之感。
“那你就赶快过来吧，最近一个星期我刚好有时间在青岛。一个星期之后，我要陪董事长到欧洲去招商！”关云龙的语气中透溢出一种热切的期望，这其中有处于对朋友的思念，也有其大展宏图的图谋！毕竟共同的事业追求是延续朋友友情增进兄弟情谊的纽带，红花绿叶两相宜，众星捧月益增辉——这是他衷心期待的！
“那好吧，我安排好了行程就给您打电话！”柳云涛快刀斩乱麻地把去青岛会面的事情给确定了下来。
“不出所料！”柳云涛把电话听筒放定以后，把两只手按在老板台的桌面之上，向坐在对面正笑眯眯望着自己的杜民生叫道，随即又快步走到里屋的门口，向外喊道：“葛总，你来，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待葛忠应召进屋以后，柳云涛顺手把屋门掩定，站在老板台前笑道：“我刚刚和香港的关先生通过电话，他现在和朋友在青岛搞了个国际建材自由贸易城，有三千多家中外商家加盟要和我们搞搞合作，想邀请我过去当面谈谈。你们二位看咱们这个事情怎么去办才好？”
葛忠笑道：“这是个大好事啊！我们不正愁着没有长线生意可做吗？真要合作搞成功了，我可以专门负责去搞，我在建材行业还是有些朋友的！您老兄抓紧安排过去谈就是了，这还犹豫什么呀？”
杜民生沉吟道：“去是应该去！不过，咱们跑单帮跑惯了，没有点企业家的形象。若不然咱们下午就去安排买辆车，开车去也气派些；和这样的大企业打交道，总象个破兔子似地去挤公交汽车，会让人家瞧不上的！”
柳云涛笑道：“现上轿先扎耳朵眼，这也来不及呀！等咱买上车，还得上牌照，办手续，咱又没个现成的好司机，跑这么远的路也不安全，还是算了吧！这次我先坐火车去看看，下次去再带车去也不迟，咱们不还有下次吗！”
“那就坐飞机去，这么远的路坐飞机快些，省得躺在火车上烙大饼，搞得那么辛苦！”葛通积极地建议着。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实际一点吧！”柳云涛知道二人都是出于好意，便谦辞道：“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还是坐火车更踏实些，硬摆哪个排场干什么？去看看朋友，又不是去娶亲接什么新娘子！咱们还不如省下钱来去吃顿香辣蟹呢！那多实惠！”
又道：“我想快去快回，要是能搞定的话，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专题讨论！”
“那您就抓紧去准备吧！”杜民生和葛忠踊跃地催促着。
临时抓花椒，托关系搞到一张午时发车的火车票，柳云涛急急忙忙地登上了奔赴青岛的列车。坐在东去列车的窗口，一幕幕往事如电影特写镜头一般又重重叠叠地展现在脑际；柳云涛饶有兴味地品味着。
关云龙的人生经历非常富有传奇色彩。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关云龙出生在福建闽南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州时他才刚刚年满六岁。家乡解放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他的父亲和母亲积极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很快双双加入了中国**，成了村里贫下中农的带头人。刚满十六岁的姐姐关云凤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也到当地区政府当了一名妇女干部。又过了两年，姐姐关云凤由区委书记做媒，嫁给了一位东北籍的解放军团长。在解放初期，关云龙的家庭算的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红色革命家庭！
一九###年中专毕业后，由于他根红苗正，又是在学校入党的优秀党员，便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做了一名党政干部。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时，他的姐夫由一位**的县委书记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到路的当权派。其后，过了没有多久，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一霎时，红彤彤的革命家庭变成了反革命的巢穴！这突如其来的社会和家庭变故搞得他晕头转向，不知所从？
看到很多人树起造反的大旗，招兵买马，他也仿而效之，很快便拉起自己的一枝造反大军并自封为司令。可不幸的是，在一次造反派的冲突中他被打成了重伤。在医院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又怕对立的造反派穷追不舍，便在姐姐关云凤的关照之下把他送到了一个小山村的远房亲戚家躲避养伤。不想他却因祸得福，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这家远房亲戚姓陈，只有母女二人。母亲是关云龙远房的一个舅妈，女儿陈慧芬刚满十八岁，按年庚论是他的表妹。他当时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全凭着舅妈和表妹喂水喂饭，擦屎擦尿，衣不解带地精心护理，才从阎王爷那里给他捡回了一条命！一年多的朝夕相处，使两个年轻人暗生情愫；后来在姐姐关云凤的一力成全下结成了伉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当时在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上的机缘，他帮好多海外华侨的眷属落实了政策。政策是**的，可人情让他做了不老少。很多海外的朋友处于感激报恩，积极鼓动资助他出国定居。当时的出国狂潮汹涌激荡，他的思想就有些松动了，可又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毕竟他在当时已经巴结到了县太爷一级，要放弃这个位置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他的太太陈慧芬对他移居海外大表赞同。劝导他说：“**天天在搞运动，你知道什么时候再运动着你呀！你仔细想一想，自建国到现在三十多年来，又是三反五反，又是整风反右，又是大跃进，又是四清，又是文化大革命，哪一天让人消停过。好多###功臣都被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还留恋这个籽麻官干什么？你想想你一个月能挣几张‘大团结’，再看看人家外面来的朋友是怎么生活的，还不赶快出去窝在家里等什么呀？”一席话说得他下定了移居海外的决心。
就这样，他选择去了香港。
去到香港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条件日见富足，又把全家人都迁居了过去。说来也凑巧，陈慧芬本是个服装工人，初到香港后在一个衬衣厂打工，碰巧有一天一台缝纫机出了故障，而修理机器的技师又不在，她偶而露了一手把机器给修好了，便被提拔做了领班。以后又一路高升当上了总经理助理，月工资拿到了两万多块港币，几可和他比肩。在当时，国内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块人民币。两相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为此，他大为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对了路，并对太太陈慧芬的先见之明大加赞赏！
在香港奋斗了七八年，自己的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又办起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当起了小老板；和国内过去的同事相比，他俨然成了财富的化身。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自豪透顶，更使他对太太陈慧芬的先见之明大为叹服！
其实他的这种选择也属正常，人民公社化吃工分的时候，待嫁的姑娘总是愿意嫁到工值高的地方去；同一人，换了一种环境就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谁不向往呢？这可能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大潮汹涌澎湃的根源所在，穷则思变嘛！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东行的列车鸣叫着开进了青岛火车站。就要和老朋友重逢了，柳云涛的心里掀起了一阵狂潮。面对他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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