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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做了十次的复检，都相安无事，要复发早就复发了。”雷干城言下之意已不在乎自己的命了。

“你心存这种侥幸的观念是错的。当初因为及时割除你胃部的癌细胞，没让你吃到苦，反让你看轻癌症的可怕，你是非‘贱身养癌’到成了末期病患后才甘心是吗？”

“好，好，好，别催，我刚练完拳一身汗臭味，你总得让我梳洗一下，咱们一个小时后见。”雷干城迅速收线后，顺手一扬将机子拋还给邢谷风，吹着口哨径自往个人专用的三温暖室走去。

半小时后，平头整面的雷干城换上一套光鲜笔挺的黑色手工西服，神采奕奕地在三位弟兄的陪同下，坐进防弹轿车，任司机载往佟玉树服务的医院。

一路上，看着飞逝而过的树影，想着眷村旧事。

雷干城与佟玉树是从幼稚园、国小一路念到国二的同学，两人在学校的表现可说是平分秋色；前者是代表学校对外参加水墨画及书法比赛的模范生，后者则是老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事便在课堂上拆古董教育招牌的资优生。

要不是艺术天分特强的雷干城在国三开学不到一个月时，在毒贩组织卧底的警察父亲未能及时揭发出官员和黑道勾结的内幕，就被人出卖、误逮、送进牢房，最后在狱中惨遭加害，因而自暴自弃留级两年，外加断断续续休学养家的话，他可以和青年才俊的佟玉树一样前途无量，甚至有可能成为台湾当代新生艺术家。

可惜，这种风流雅命他无福消受，当佟玉树医学院快念完时，他才勉强地从高中夜补校毕业，和其他念补校人手一机的叔叔、阿姨辈同学一样，也是边念书边赚钱。

首先，刻得一手好篆体的他白天到一位印章师父那里打工，依客人的要求设计字体，晚上则是将临摹的假古字画放到中华商场去寄卖，四年之内从不识货的美、日观光客那里赚足小本，正当他的模仿手笔愈来愈纯熟，替古人落款“背书”到几可乱真的地步时，一张“甲种体格表”和“金马奖”当兵通知单下来，才收拾家当，报销国家米粮、浪费死老百姓的税捐去。

当兵从伍期间，只要一有空，他便守着收音机调波频，当同僚下棋、打桌球、听着流行音乐，翻看小报杂志时，他则是拿着报上的金融版，守在公共电话旁，拚命记下股数，然后从裤袋里掏出一双纸钞和铜板；纸钞是买退正在跟情人热线传情的同僚用的，铜板则是拿来打电话给股票市场的操作员，指示股票交易。

两年十个月后，他退伍葬了病累的母亲，以全身仅有的现款在大学城附近承租场地，将几颗俗不可耐的水晶球往天花板一吊，打上艺术镁光灯，专业音响一放，固定开办纯粹提供学子发泄考试压力的地下舞场。但那时蒋经国先生还没走，严也还没解，学子在校外跳舞是触犯校规的，而开设地下舞场，在家长、学校和教育单位眼里简直就是干下妨害风化、出卖色情的事。

所以他被假道学的邻居告了几次密，不得不收山潜伏几个月，好在被压到谷底的股票突然解套、反弹，进而狂飙让他发了一笔小横财，最后他顶下在公馆三总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小酒吧，将内部改装成校园民歌餐厅，挂上了“学生情人”斗大的招牌，把在电子公司做装配员的三等亲婶婆请来当主厨，雇请一些长得不差、歌喉又不赖的学子歌手来驻唱，至于清洁工、酒保、侍者到经理等职，则是被他一人统统独揽下来。

人活到二十出头，能拚出如此成绩，照理该是心满意足了。可惜，雷干城还是没有享这种安居乐业的命，他与长他七岁的大哥雷从云打从父亲被宪兵押入牢底、未能保全名节后，尝尽亲戚邻居、学校老师的人情冷暖。

早在他十五岁时，就深刻体验到这个社会是笑贫不笑娼的。表面上你可以光鲜有办法，私下贩毒、卖笑任眼红的人去猜到脑中风也都没关系，但就是别被逮，一旦被逮，所犯下的罪不再是自己一肩扛，你的妻子、儿女连带要被烙上罪人的印，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连同宗血脉都把你当麻疯病人似地唾弃。

从那时候起，雷家两兄弟的失志是要出头，管他什么仁义道德，有钱有权的人才玩得动筹码，拿那四维八德的礼教去吃人。

于是雷家老大走上黑道亡命生涯一途，专与警、政作对，某日突然吃错药在罪恶渊薮的组织里搞了一个窝里反，把北台湾专门走私毒品帮派龙头老大及一位跟黑道挂勾的警界高官做掉后，成了黑白两道上的头号通缉对象，逃到日本不过半年便被人发现溺毙在东京郊区的一条河沟里，死时年仅二十九，生前在台北所打下的地盘登时土崩瓦解，逐渐被蚕食鲸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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