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2 / 2）

“卡利尔是个药剂师。”

“你更希望他是个妇科医生，是吗？”

“药剂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你的意思是……”

“只是一个想法，通过药房贩毒，这倒是个不令人注意的办法。”

“这么说来，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的死者其实是你的死者，你拿去按你的路子办吧……”

“那个说从波兰运来海洛因的电话；那个新挤进市场的越南人团伙；那个被人用亚洲方式杀死的波兰药剂师，把这一切联系起来，难道看不出点名堂吗？”

“这是个初见端倪的大胆设想，亲爱的。”

“但毕竟有了轮廓。”

“轮廓能带来什么呢？”

“事物的内在联系。”

“关键在哪儿呢？”

“不知道。”

“祝贺你，你差一点就把案破了。”赖伯对沃特克的讥笑并不介意，他知道这并没有恶意，而是友好的鼓励。

赖伯说：“应当仔细看看在瓦尔卡的那家药店。”

沃特克说：“真了不起。”

“什么了不起？”

“你居然能记住那个犄角旮旯的名字！要是我们让波兰当局参与破案，你看会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多大收获。”

“那就算了。另外，海洛因不可能在地下室里生产，更不可能在瓦尔卡生产，而是来自金三角或者哥伦比亚，是纯度或高或低的制成品。嗨，这些还用对你说嘛！”

“药剂师可能会制做可卡因，首先是做lsd①，还有……摇头丸。”赖伯忽然拍了一下脑门，“我真笨，怎么没早想到呢！摇头丸嘛——时髦毒品，青年人的追求，大名鼎鼎的大力九！任何一个药剂师，任何一个略有小技的化学师都能做摇头丸！任何一个化验员都能配制这样的鬼玩意儿……”赖伯越说越激动，又把死者的档案拿了出来，“初见端倪的设想这下清楚了：一名药剂师从波兰来到慕尼黑，被人杀害了。是亚洲人杀的吗？是不是争权夺利，海洛因对摇头丸？我们知道，某些种类的摇头丸是从波兰走私入境，悄悄地散布开来的。那么现在摇头丸是不是已经开始干扰亚洲人的毒品市场了？我的天哪，要真是这样的话……”

①lysergicaciddiethlamide，麦角二乙胺。

“怎么样？”

“那用不了多久，我们这儿就会爆发真正的团伙大战，你那儿就会尸积如山。那些人残酷无情，用个把钢丝绳套简直太小意思了！”

“你准备怎么对付？”沃特克问道，虽然他已料到赖伯会怎么回答。

“跟以往一样，等着瞧！”

“哪你刚才说的全是废话！”

“摇头丸的圈子分布很广，圈内情况极为复杂。摇头丸加上‘技术音乐’②，如今是迪斯科舞厅里压倒一切的话题。我们已经在校园里抓到过散发摇头丸的人，他们把药丸送给13岁以上的孩子。谁吃了第一粒，就想吃第二粒。第三粒，于是陷入依赖。散发者的简单手法就是：送给你吃三粒，你就成了新的老主顾！”

②techno-musik，一种使用电子计算机作曲的、节奏极强、音量极大的跳舞音乐，90年代兴起于德国。

“然后呢？”

“然后没事儿。那些散发者也是青年人，有时候比顾客还年轻，因而不能判他们刑。他们有固定的住址，也就是父母的家。父母一无所知，也许会把孩子揍一顿，但管什么用呢？这些小歹徒和黑手党、三合会的大同事们一样，也是守口如瓶，不说来源，不说姓名，不说地址。即使供出一个人，那人也不过是个散发者，什么都不说，又得从头做起！我们找不到供货者和生产者。经过多次审问，我们只了解到一点：绝大多数药丸是一车子一车子地来自波兰和捷克，可以做上百万的生意。在黑市上每100丸一卖，每丸7.5芬尼买进，转手再以43芬尼卖出去，能发大财。如果药丸里加进海洛因——波兰货就是如此——价格可以大大提高。据我们估计，单单在慕尼黑，每个周末可以向青年顾客售出多至10，000粒的摇头丸，营业额将近5，000马克，每粒卖43到60芬尼，每个青年人都买得起。与此相比，海洛因成了奢侈品，每吸一次要花100多马克！所以可以推论，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市场在缩小，摇头丸的市场在扩张。也就是说，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必须适应新情况，黑手党、三合会那种大的‘康采恩’必须争夺新的市场，他们要消灭迄今来自波兰、捷克和荷兰的供货者。那位可怜的旅游者、来自瓦尔卡的药剂师卡利尔就是其中之一。”

沃特克说：“有道理。这家伙就归你了。你这么一说，我们的法医研究所得多添置一些冷藏柜才是。”

赖伯说：“大可不必。多半是无名死者，不会有家属来认领。”

“而对你来说，是老对手使用新手段喽。”

“这也有好处。目前的摇头丸市场十分混乱，哪儿来的药丸都有。要是黑手党和三合会控制了市场，他们会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这样我们就能认出他们，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行动。”

“你的乐观主义真是到家了。”

“我亲爱的特奥……”赖伯挤了挤眼说，“要是连这一点点希望都没了，那还要我们干吗？希望是我们每日的粮食。”

对胡伯特来说，在刑警第十三科作完记录后，他儿子罗伯特遭袭击的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在干了快二十年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工作以后，要利用这次机会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

哈比希处长给他的上级局长打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外国人犯罪对居民的危害》。报告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单是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被亚洲人打成重伤这一点，就足以令人重视了。

胡伯特·哈比希要求慕尼黑刑警通报此案的情况，他向上级反映了他家里发生的事，并用小心翼翼的措词指出德国的移民政策过于宽大。他认为，德国警察人员不足，薪水太低，装备欠缺，而同时却把成千万的税收用在申请避难者身上。社会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一名妇女如果在晚上一个人去树林里散步，就跟自杀差不多。胡伯特没敢发表更加尖锐的言论，因为作为一名德国的官员，无论他如何批评政府，他终究还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公仆。正因如此，德国官员的退休金的丰厚，是任何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

当然，哈比希报告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短期内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但人们告诉他说，报告里讲的都是事实，人所共知，连最高层人士也知道；还说他本人也清楚，修改法律需要有议会的多数票，而表决时总是败在反对党的手里，反对党对政府的提案原则上持否定态度；还说这固然不合理，但毕竟是民主，而德国是个民主国家，还要成为这方面的楷模。

对此，哈比希没有异议。他认为，怀疑民主制度等于是剖腹自杀。所以他的感觉是，自己说了实话，但没有动摇国家的大厦。他现在认为，他儿子罗伯特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与父亲不同，罗伯特暗自庆幸，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他急中生智的谎言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唯一的后果是，他父亲做出了一个要命的决定：从此以后，由他开车送罗伯特去君士坦丁街补习数学，两小时后再去接他。罗伯特向他的好朋友坦白了他是在哪儿“补习功课”的。

盖哈德不解地问：“你从来没有跟她睡过觉吗？”

“没有，就是没有！”

“简直不可思议。你搞到了一个吧女，而不把她撂倒？罗伯特，你有点不正常！你要干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会像我这样的……”

“那当然，毫无疑问！插上刺刀，往前冲啊！”

“她可不是婊子！”

“你肯定吗？”盖哈德给他倒了一杯加酒的可乐，“罗伯特，你试试看摸摸她的胸脯。”

“你们这些个王八蛋！”罗伯特站起身，推开了可乐，“你们不了解乌丽克，她不一样。”

“难道她是个同性恋者？”

“跟你说这些毫无意思。我就求你一件事：我父亲要是问起我，你就告诉他，我一直在你这儿补课。”

“我保证。可要是你数学考了个五分①，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①在德国学校五分是最低分，一分是最高分。

“你就说，在数学方面我是头笨牛。”

“在搞女人方面，你也是头笨牛！”

胡伯特晚上开车接儿子时总要问问：“怎么样，孩子？”

“不行，爸。”罗伯特望着夜幕下的街道，好像每一座楼的门窗都在嘲笑他，“我能理解巴赫的赋格曲，但理解不了数学。我看这改变不了了。”

“有意志就有力量嘛，或者说：有志者事竟成。”

“爸，那是格言。”

“孩子，那是古老的智慧，生活的知识，我一直是按照格言行动的。”

“我永远不想当什么处长。”

“这我知道，你母亲已经把你看成第二个钢琴大师李斯特了。不过这还没有下定论呢。”

罗伯特沉默了。他心里想：爸，你错了，说不定现在早就是木已成舟了。你们没有看见乌丽克跪在我身边，用餐巾为我止血，大骂萨尔瓦多，把我抱在怀里，这一切你们都没看见。我爱她。关于我的未来，我只知道这一点。

10天以来，罗伯特的母亲悉心照料他，好像他被人打得粉身碎骨似的。她一直在他身边，一会儿为他抹药膏，一会儿让他喝可可。他有时婉言推却，说他不疼了，已经康复了。而母亲则说：“别吭声！当妈妈的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病。我看你就是有病。”她就差给儿子喂饭和擦嘴了。

在这10天里，罗伯特有父亲开车接送，着实地攻了一番数学。同时，他在同班同学中间大受佩服，因为他们谁都没有遇到过有功夫的人，他们只是在影视作品里见过李小龙式的人物，罗伯特大难不死，真是奇迹。

更重要的是，在这10天里，罗伯特体会到他多么需要乌丽克。他日益不安，思潮起伏，不知现在乌丽克怎么样了？她不是威胁过萨尔瓦多吗，他对她怎样，打她了吗？想到这些，罗伯特都快疯了。他老在想一个问题：乌丽克为什么要在这家酒吧工作？为什么不找个别的活儿干？那种环境对她有什么吸引力？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在其他职业方面显身手的机会不多的是么！

这些天来，罗伯特越来越沉闷，乖僻，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渴望。对盖尔达来说，这证明儿子仍在受袭击后遗症的折磨，胡伯特也同意这个看法。一天晚上，两口子在床上谈起这个话题。胡伯特略带遗憾地说：“罗伯特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更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可惜。”

盖尔达讥讽地说：“难道你盼望他成为一名拳击师吗？”

“你老是走极端！”胡伯特决定不再同太太进行这种徒劳的讨论，“这事在罗伯特身上影响就是要长久一些，但也更深刻一些。”

胡伯特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实。

罗伯特脸部恢复正常，身上乌青消失以后，决定再去摄政王游泳池找乌丽克。如果说在酒吧以外的地方能见到她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是在体育场。

而她真的在那儿！

同第一次相遇一样，她仍躺在游泳池边上晒太阳，这次她穿了一条红色的小裤衩，戴着极其省料的乳罩，一头闪闪发亮的乌发，她真美，美得难以形容。

罗伯特从跳台后面久久地注视着她，他目光流露出来的不是，而是敬佩，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直到乌丽克坐起身来，他才出来慢慢朝她走去。

她看着他走来，但没有蹦起来或打招呼，没有做出任何姿势表明她发现了他。她坐着不动，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才向他伸出双臂，说：

“你来啦，好啊！”

“你也来啦，多好。”罗伯特的声音完全变了。他在乌丽克身边坐下，她用双手摸他的脸和肩。

她问：“你好吗？”

“你看，没有痕迹了。”

“我真为你担心。”

“我也为你担心。”

“没有人敢碰我。你为什么没来？”

“上哪儿？”

“上这儿来。我每天都等你来着。”

“我没想到。我父母把我当重伤员对待，没人搀扶不许走动。”

“你父母很好，是吗？”

“太好了，有时反而成了束缚。我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也许我在童年时期就长大了。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

“往哪儿打？往酒吧打？你从未告诉我你的私人电话号码。”

“哦，天哪，你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只知道你在施瓦宾区有一套住房，有一只猫名叫罗莉，你开一辆小菲亚特车。”

“这已经不少了。”她笑了起来，“再补充点吧，我住在阿格内斯街，一套两居室，带厨房、卫生间，有阳台，早晨有太阳。这就齐了。”

“电话号码呢？”

她说了一个号码，罗伯特重复了六遍，直到记住。他笑着说：“我记不住数字，你信不信，我现在连我父母的电话号码都说不上来，我就是记不住。不过你的号码我记住了，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一会儿？”

“在你为去酒吧而化妆的时候。”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罗伯特坐着看她，小心地拿起她的左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她的手形状很美，指头又细又长。罗伯特想，这是弹钢琴的手，既能在键盘上飞舞，又能抚摸人的身体。

他突然说：“我爱你。”

她睁开眼睛，但姿势不变地说：“不许你再说。”

“我要说上千万遍，我爱你。”

“这是你一生中最愚蠢的话。”她用双肘支起身子，甩开脸上的头发，“再蠢不过了。”

“就因为你比我大15岁吗？”

“倒不是。”

“因为你是吧女？因为我不想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我爱的不是过去，而是今天，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它在哪儿？我以为你是个有逻辑思维的人……可是你现在说的话毫无逻辑。”

“你不也爱我吗？只是你没说而已。”

“我喜欢你，这和爱可有很大的区别。”她拿起宽边草帽戴上，似乎要在两人之间造成一点距离。“咱们去喝杯可乐吧。”

“乌丽克，最近10天我想了许多事情……”

“许多错误的事情。”她站起来，把浴巾叠好夹在腋下，准备走了。罗伯特把她拉住。

“乌丽克，你在说假话。对不起，可你确实是在说假话……”

“罗伯特，干吗要把事情复杂化呢？就像现在这样不好吗？”

“这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什么叫长久？”她笑了一下，跟罗伯特以前听到的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冷峻的笑声，“长久是个可怕的字眼，听起来像是枷锁！我恨枷锁……我这个人崇拜自由，对我来说，长久就等于死亡。”她对他摇摇头说，“罗伯特，你再也别这么说了。今天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时光，没有更多的意思。”

喝完可乐以后，乌丽克急着回家。罗伯特送她上汽车，当她打开车门要上车时，又转回身来在罗伯特的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坐进车去，关上车门，启动马达。罗伯特敲打着车玻璃，叫道：

“对，你是在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我感觉到了！你干吗要逃避啊？”

那天晚上罗伯特没有去补习数学。他的朋友带着女友伊萨贝勒到音乐厅听摇滚音乐去了。罗伯特在家弹钢琴。盖尔达又抬起头来听，而胡伯特则在拿着放大镜欣赏他新买到的邮票。

盖尔达兴奋地说：“你听，你听啊！”

胡伯特感到乏味：“我知道，他弹出来的肖邦像是青年贝多芬。”

她纠正他说：“他弹的是李斯特。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温柔的李斯特。”

“到底是弹得好，还是不好？”

“跟你实在没法谈！”她瞧不起地问，“你知道李斯特吗？”

“他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岳父。”

“总算还知道一点……”

盖尔达靠在椅子背上，倾听着儿子的弹奏。

冯·格来欣很少去托斯卡纳酒吧，凡是去都是为了视察工作，看看是否一切按他的规定运转。他都是突然袭击，事先不告诉，但萨尔瓦多并不害怕，他管理的托斯卡纳酒吧是一家模范酒吧。

这天晚上冯·格来欣也找不出可挑剔的地方。酒吧客人很多，后面的小房间只剩下两间空着，不过时间还早，刚过10点。

他问：“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萨尔瓦多摇摇头说：“没有。”

在他看来，同乌拉的年轻恋人的冲突不算回事儿，那小子接受了教训，没有告状，故而警察也不来问。至于有个姑娘被一名失望的顾客打了一顿，那也不值一提，没什么了不起，是家常便饭。

冯·格来欣很快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让乌丽克上他那儿去。萨尔瓦多用警告的眼光目送乌丽克去办公室。

冯·格来欣对乌丽克说：“您看上去很好，晒得黑黑的，充满活力，不像三十多岁的人。”

“看来您还得学学怎么说恭维话。”她顶了一句，但也没有责备的意思。

“您看上去很幸福，您爱上谁了？”

“冯·格来欣先生，您认为我有这种可能吗？”

“谁能看透一个女人的心呢？”他换了个话题说，“事情开始了……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该动手干了。”

“什么？”乌丽克莫名其妙。

“我雇您的时候说过，我会让您干大事，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

“记得记得，我差点忘了，可至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一切都需要有个成长过程，现在已经成熟，咱们该摘果子了。”

“您准备出一本诗集吗？”

“明天晚上有三位客商来访，从波兰来的，我希望您对他们格外关照……”

“一下子三位？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乌丽克，别开玩笑了！不是要您躺着为他们服务，只要求您格外热情一些，您能做到的话……”

“我会甜得像蜜一样……”

“这几位先生很重要。”冯·格来欣点燃一支雪茄烟，呷了一口爱尔兰威士忌说，“乌丽克，有件事我要对您说。”

“干吗对我说？”

“因为您是个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

“这话您已不是第一次说了。”

“有一笔成百万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