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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几天，同学圈里就传开了，那个新来的小姑娘，居然连家居的衣服都是成套的，连喝个红茶都是加奶的。

在几拨来拜访的女同学中，还有人看见了我在卫生间晾着的各种带着蕾丝花边的内衣内裤，惊呼道，

“你这得化多少钱在这些不实用的东西上啊？别人又看不见！我老公是一定会骂我浪费的！”

我只能但笑不语，那是你老公，又不是我老公！心里，却模糊地回忆起在申市的日子来。

从没有一个时候，我能像这样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各地区间的差距。

回想起来，从大学一毕业，除了刚开始备考GRE的那段时间，我实在是过着一种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日子。

只不过个把月，我这个资产阶级小姐，从纸醉金迷的申市，回到了倒退二十年的中国来了。

而麦琦，在那灯红酒绿的生活中，是否还会时不时想起我来呢？

无论如何，此时此刻，我们真正是存在于两个世界中的人了。

就这样，我在参加了几次中国同学的聚会，又如同每一个新来的留学生那样被接去教会活动后，见识了一大帮学术上卓越超群的博士生们。

于是暗地里把那帮造谣说什么留学女生选择余地大的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是啊，绝对人数上是多了，相对质量上却是一落千丈，于我而言，选择范围根本不止是缩小，是缩减成了近乎为零了！

当然，从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我，从小就被耳熏目染，打心底里钦佩在学术上兢兢业业的人。

可在申市西郊的办公楼混了两三年，再加上麦琦这个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标准，

要说服自己把这种佩服进化到仰慕以至于亲密感，在心理上简直堪比跨越太平洋。

不过几天功夫，我便下定决心坚决不在学校里找男朋友，任何超越友谊的关系免谈，宁可毕业工作了再说。

也正因此，钱启钧这样的男生反而让我觉得安心，一来二去，竟成了有话直说的好哥们。

我的室友Joey，是个犹太女孩，本科第二年。

要不是钱启钧事先提醒过我，以及她时不时地带其他女孩回来过夜，Joey看上去和一般的女孩子并没什么两样。

她的母亲是个律师，家教甚严，雷打不动一周两次电话来查勤。

虽说没有学费和住宿费上的担忧，旅行衣服首饰之类的额外开销，父母规定她要靠自己打工的余钱开销。

所以她经常在下课后就去学校的餐馆或者购物中心打工，直到深更半夜才回来。

有时她来不及做饭，我就让她蹭我的饭吃，对此她很感激。

难得空闲时我们也会坐在客厅聊天看电视，倒是相处融洽。

我在安顿下来后，就去拜访过Mark教授。

总以为他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按中国的规矩是应该要好好谢谢人家的。

我来之前，曾在国内买了一套精装的熊猫的纪念币，专门在第一次见面时送给他。

他很吃惊，虽然收了下来，却一再叮嘱我下次千万不要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后来我才慢慢领会，他的想法是，那些电话只不过让他有个机会直接认识我，意识到我的口语完全可以胜任助教的职位。

换言之，是我自己必须先在分数资历等客观条件上合格了，他才能给我这个机会。

既然不能算他给了我过分的待遇，所以也不能收这么重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