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第三十六章：王安石变法（1 / 2）

[第4章我对历史的兴趣]

第36节第三十六章：王安石变法

宋帝国能通过瓶颈，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长君，赵光义即位时已三十八岁，足可应付复杂的政治形势。如果由赵匡胤年幼的儿子继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早被颠覆。不过赵姓皇帝虽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断做着随时被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未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对辽和对西夏的屈辱战争，证明他们只会剥削人民财产奉献外国，而无力保卫人民。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士大夫越多。脱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数，占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夺不止。这个士大夫所高兴的乐园，实质上是一个热度日高的大火药库。

于是产生变法运动，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纪元前四世纪另一伟大的政治家公孙鞅，用革命性的全盘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自身的恶运，同时也解救倒悬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见解被皇帝赵顼所采纳。赵顼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之中的皇帝，属于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立即开始。

变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我们把他最重要的措施，归纳十项，作一简单叙述。

一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度支司、户部司、盐铁司），自兼首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没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湿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储蓄食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路、州）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食粮为主的赋税，都有一定数额：丰收之年，不能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强迫搜刮。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刮农民。

三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没有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士大夫地主兼并贫农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布方田均税法，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市易务”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作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布“免役法”，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称“免役钱”，由政府代为雇人充当。

七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边疆，轮流更调，目的在使兵将不相熟习，以免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即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镇将），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韶所以能收复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就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像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更为严重。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一万张断了弦的弓，跟没有一张弓一样。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军器监），征求新式武器图样及设计，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建立并加强人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布“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集中军事训练。

十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从唐王朝之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种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约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们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新议》（三经：《诗经》、《书经》、《周礼》），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

这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变法终于失败。

八新旧两党的斗争

宋帝国的内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远在王安石变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实行过改革。他先从小地方着手，只轻微地淘汰了少数官员，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荫子，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和考试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还没有结婚，而儿子已经被政府委派官职，甚至怀抱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县长。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缩小，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满十五岁。但这已立刻就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把他纳入小人系统。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严重的打击之前，立即辞职，一切复旧。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父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改革集团，被称为“新党”，王安石自然是新党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司马光则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司马光跟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今纪元前二十三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爽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还有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

一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分阝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二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