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党委书记（1 / 2）

第246章党委书记 　　康明山所在的乡叫富竹乡，这是现在的名字，以前不叫富竹乡，叫苦竹乡，因为这里的大山长着许多苦竹，后来村民觉得那个“苦”字不好听，不吉利，就要求更名，改为现在的名字——富竹乡。

康明山调到那里任党委书记时，这名字就改过来了。康明山到富竹乡最大的成绩就是办了一家企业，专门加工苦竹，动员老百姓把山上的竹子砍下来，切成片，制成美味可口的罐头。听说效益很不错，康明山在老百姓中口碑也不错。关于他的故事，我尽管来到这里不久，也听得不少。

康明山思维敏捷、逻辑清晰，一份洋洋洒洒的领导讲话，他只听一遍，就能提纲挈领地说出个一二三。在听取村长们的工作汇报时，他总是要求多讲具体问题，不说套话假话；对下面反映的情况，也从不推三阻四，该解决的从不含糊。听说一年冬天，有一座小桥基础冲刷，有危险，康明山第一时间赶过去，现场指挥抢修。

有人追根溯源，认为康明山如此细致入微的工作风格，与他此前多年的农业局办公室工作经历密不可分，康明山在县农业局办公室这个位置上呆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有人说了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年，市里一位领导来富竹乡视察，县长以及康明山全程陪同，其间到一个先进典型村考察，其他事情都做了充分准备，百密一疏，在市领导坐的椅子和桌子中间，放着一个灌满热水的暖瓶，领导正要坐下时，康明山一个箭步冲上去，把暖瓶抓到手里，然后找来杯子，热情洋溢地从容不迫地给市领导倒了一杯开水。反应之迅速，身手之敏捷，令在场所有人印象深刻。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素质，文化水平也不低的基层干部却在这样的大山里埋没了，我不禁为这条汉子鸣不平。真像陶静说的，有机会一定要帮帮他。

我们相约去富竹乡的时候是周末，星期六。大家说好在康明山家里集中，康明山的家在县城，自己做的两层楼房，不高档，不讲究，但比较宽敞。我说，假日去那里，你们乡里不放假么？康明山说，现在正在搞计划生育，高潮时期，乡里这段时间一律不放假。我又对陶静说，假日不在家陪陪老公，老公会不会有意见啊？我说这话时，康明山正好出去了，陶静就一脸坏笑看看我：“天天陪他，都陪得没感觉了，正好换换口味，陪陪你这个老公。”

这个陶静，单独相处的时候，真是浪的可以。

我的专车就是一部桑塔纳，专职司机是个小伙子，叫马忠。

陶静没有专车，康明山更没有。

去苦竹乡的路很不好走，二十几公里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

康明山美其名曰要“指引道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把后面的位置留给我和陶静。这家伙也许是有意为之，一个本地出生的司机还会不熟悉去富竹乡的道路？我和陶静的“非常关系”，康明山嘴上不说，心知肚明。

路上无聊，为了解闷，康明山说了一个段子。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在丛林探险，结果全被吃人部落抓去了。部落酋长说：‘我今天心情好，不吃你们，但你们都得挨一百板子。不过，在挨板子前你们可以实现一个愿望。’先挨板子的是美国人，他说：‘挨板子前，先给我屁股上垫10个坐垫。’垫罢，板子雨点般落下，先前70板还凑合，70板之后坐垫被打烂，然后就是板板见血……打完后美国人摸着屁股走了。日本人见状后，要求垫10个床垫。100板打完后，日本人起身，拍拍屁股没啥事，便对自己的模仿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并想坐在一边看中国人的好戏。中国人慢慢趴下，悠哉悠哉地说：‘来，把日本人给我垫上！’”

听完这个段子，我煞有其事对陶静说，你看看康书记在宣泄仇日情绪，为什么偏偏就是日本人，而不是韩国或者新加坡人？

随着车子颠簸，陶静的长发一甩一甩，发梢不时轻轻地似有若无地摩挲着我的脸庞，她嘴一瞥，说：“你还别说，康明山这家伙真是对小日本成见深深，那个苦竹加工厂最先是一个日本人来洽谈的，康明山没给，给了一个台湾人。尽管这个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比台湾人还优惠些，康明山还是力排众议把项目给了台湾人。”

我说：“这也不一定是爱国精神的体现，谁知道那个台湾人私下给了我们康书记什么好处？”

我知道康明山不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我才敢这么说。

康明山回过头，对我说：“县长大人，天理良心，我康明山没有收过台湾佬一分钱。”

陶静就笑一声，说：“县长大人，他们乡里有人就怀疑里面有猫腻，说是康书记得了台湾老板的大红包。还给县纪委写了告状信。”

“补充一句，”康明山又回过头来，“陶静这个‘力排众议’用词不当，力排可以这么说，众议就不妥当，因为赞成台湾佬的人还是多数，后来在党委会上进行表决，七个委员，一票弃权，一票反对，五个赞成。要不然还通不过。”

这样的事也要通过党委会投票决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我想，反对的人不多，但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一问，这反对者果然不是别人，是与康明山平起平坐的乡长。

在咱们中国，地方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平衡，是政治正常运转的核心问题之一，两人的“和”与“不和”，直接影响当地政坛生态。

在县乡这个层级，党委书记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一个县事务不多，党政事务也难分清；基层干部人数有限，常常是这样，党委书记说话是“规矩”，乡长说话只算“意见”。

乡长与党委书记意见偶尔不合，那是正常现象，最后，党委书记的意见往往是最后的意见。像这样把争议提上党委会桌面，通过投票来决定谁对谁错，这样的矛盾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党政一把手分歧如此，后面的工作怎么做？我真是替康明山担忧。上面跟县委书记不是太入港，这里又跟乡长摩擦不断。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争取早点把康明山调进县城。

富竹乡真是“山”，那山崎岖陡峭，却也林木葱荣，最惹眼的就是那成片成片一蓬一蓬的苦竹子，山风一吹，摇首摆尾，像是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窄窄的沙土道路，车子驶过，尘土飞扬，我直担心，万一有车相向，这窄窄的路怎么避让？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一直到乡政府，也没有遇到另一部车。

富竹乡政府所在地是一所破旧的平房，原来是一所小学校，八十年代末一位当地的华侨捐资建了新校舍，这老校舍装修一下就做了乡政府。

所以当地老l就说，富竹乡最新的房子是小学，最烂的房子是乡政府。还有另一种说法，乡政府搬进老学校，就是为了空出屋子给台商办苦竹加工厂，就是乡政府的领导抱台湾老板的粗腿。说到这个问题，康明山一脸无奈，抱屈地对我说，我把房子租给台湾佬，一个月租金三千元，一年下来也有十多万，这些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十几万元对一个偏远乡镇意味着什么？你也知道，县里的财政并不是那么富裕，一个月给我们乡的经费就那么一点，入不敷出，不想办法增加一点收入，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那些资金缺口又怎么办？

我说，你不会把学校租给他，为什么要讲风格，自己住烂房子？

康明山苦笑一声：“烂房子租金有那么高吗，再说，人家看上老乡政府一个大院落，地方比学校宽敞得多，适应建简易厂房。”

路上就说好，不开会，不公开我的县长身份，权当一次朋友拜会。陶静说，应该叫“微服私访”。

乡长姓谭，个子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就搞不懂，这样一个貌似文弱书生，哪有底气和党委一把手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