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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从：（迷之微笑）是啊～

————（以上是小剧场但或许可以当真）————

☆、第六十三章：宗教问题

秋穆从王高从家借到了算盘，回到村公所还没捣鼓几天，就接到了区里要召开干部大会的通知。

大会就在王家营村召开。由于这正好是冬季农闲时期，区里不管什么岗位的干部，只要能参加的都得参加。丘阳村公所几乎所有女干部都去了，只有两个民兵队员因为要照顾老父亲和家里夫郎生孩子而缺席。秋花香和何小花倒是没去，因为是觉得男人不该掺和这种事儿，不过夫男主任高如莲倒是跟着去了。

夫男会委员里还跟去了北山爹。那老爷子始终对革命很关心，认为即使在会上说不上来什么，去听一听学习学习也是好事儿。他的态度让张兴满、李有河等最先组织参加革命的干部很受鼓舞：连北山爹这样的生产能手都为了学习革命知识而放下织布了，至少说明了原先的群众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关注革命了。

村公所在村里借了四套大车，拉着大家一起去了王家营村。一路上便看到也有好些从其他村子来的干部，有赶大车的，有骑驴的，还有直接走着来的。秋穆还是第一次碰见其他村的干部，不禁对他们的装束打扮有些好奇，不过看了一圈儿之后，总结起来还是和丘阳的干部没什么不同——都是一副副普通农民的打扮。

路上，有人问为什么要到王家营村开大会，又不知是谁回答说，好像是因为王家营村的问题最多，区里派人下来帮忙，顺便就在这儿开会。又有人问是不是王家营的民兵队做得不好，然而却有人回答说并非如此。

听了半天，秋穆才弄明白，王家营村的主要问题在于王家营村之前的天主教化。封建时期，中国农村地区向来都有各种宗教活动，说是迷信也好，文化也罢，总之其中不乏有地主官吏与宗教领袖借此控制、蒙骗平民的。而清末时期，天主教也进入这片儿地区，在宗教活动这个颇有油水的领域分了一杯羹。

当然不能就此说宗教就是坏的——宗教毕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阶段的自然产物。然而如果有人利用宗教谋取私利，则显然是会与群众的利益产生矛盾。王家营的天主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王家营村的人暗地里都管它叫“剥削会①”。

鬼子投降以后，这个天主教会因为之前有过通敌行为，因此也遭到了民兵队和一些不信教的群众的反对。然而由于天主教会在王家营村有许多教民群众，所以民兵队一直都拿它没什么办法。

秋穆很能理解这种情形，事实上这正是宗教掩盖阶级矛盾的体现。从根本上讲，普通教民的利益与非教民的普通农民的利益是相同的，但如果涉及到宗教，教会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普通教民有意识地将自身利益与教会相关联。于是，这就掩盖了普通教民与那些同宗教上层人士勾结的地主官吏的矛盾②，而把这矛盾偷换成了教民与非教民的矛盾③。

王家营村的天主教会显然把这一手用得挺溜儿，据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家营的教民都在给民兵队的“反奸运动”制造困难，并且该村信奉天主教的地主王文湖还暗中组织了专门反对革命干部的团伙。

王文湖除了是王家营村最大的一户地主之外，还是一个国民党员，有人说她是特务，不过也有人觉得她还到不了特务那个级别。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绝对是一个恶人中的恶人。王文湖的反|动团伙为了将罪名嫁祸在革命干部身上，曾经强|奸了三个出身教民家庭的男孩儿，盗窃和谎报过价值上万银元的财物，还杀了一个中农教民——这个人之前被揭露有过给汉奸当差的行为，但因为时间不长而被群众宽恕了，因此如果她死了，就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某个气愤的民兵队员杀了她。

或许是因为丘阳群众信教的不多，他们在丘阳没有什么影响力，闹出的动静倒是不大。然而这帮人却在王家营村陷害了两名民兵队员，使得受骗的群众对她们产生仇恨，从而导致其中一人自杀，另一人受不了这种冤屈逃离了王家营村。

而这一切干扰革命正常进行的阻碍，都是解放区下派的干部帮助王家营村民兵队解决的。

分析这一切事情的根源，还是在于宗教问题。之前民兵队简单地将天主教会的叛徒行为、剥削行为和利用教义蒙蔽教民的行为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天主教会的罪行。这很容易引起普通教民的不满，因为至少在普通教民看来，他们信奉的教义是没有错的，如果民兵队攻击“上帝”，那肯定就是民兵队的错误了。

而解放区的干部来到王家营村之后，说明了在反奸运动中只应该控诉天主教会参与通敌行为的事实。就此民兵队改变了反对天主教会的方向，只揭露教会的叛徒行为——这是王家营村上上下下众所周知的④。

并且，解放区的干部也向群众表明，坏的不在于“上帝”，而在于这些蒙骗大家的“上帝代言人”。尤其是在有人揭露王家营天主教会权力最大的一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