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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丘阳算是离王家营比较近的村子，丘阳的干部要在开完会之后回自己村，所以那边儿并没有给秋穆他们安排住宿。等到那些比较远的村子的干部都到齐了，大会也就在王家营天主教堂的大厅里召开了。

来自各村的干部们坐在从前教民听讲的木制长椅上，而区里下派的三个干部则站在从前牧师所站的讲台上。有些干部对这座高大气派的砖石建筑感到好奇，他们所自的村子可能贫瘠得连和这一半儿大的砖石建筑都建不起来。

秋穆对于这天主教堂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她之前虽然很少去天主教堂，但却去过不少东正教堂①，而她去英国交流的那一年，也见识了英国新教②的教堂——严格来说，那也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堂了，而只是一些可供宗教集会的小建筑。然而王家营村的这座天主教堂建得比其他农户的房子大得多也精美得多，不得不说是体现了之前天主教会在王家营的势力之大、财富之多。有人说天主教会是王家营村“最大的一户地主”③，这话一点儿也不过分。

区里下派的三个干部，首先向各村的干部们介绍了自己。那个瘦高个儿的叫刘四海，体型稍胖一脸笑容的叫闫洛升，而那个肤色比旁人略黑、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叫陈连克。这三个人看上去也都是二三十岁的模样，和底下各村的干部差不多年纪。她们都没说自己在区里是什么职位，而来自各村的干部也没人问。

一上来，那个叫刘四海的干部便直接进入正题，讲了几句之前反奸运动取得的成果和问题，而后便说，虽然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没有解决，但反奸运动大体上已经取得了成功。然而接下来要想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还得真正推翻封建的统治、挖掉封建的老根。

由于地主是封建统治在农村地区的主要代表，干部们便首先分组讨论了他们对地主的看法。丘阳的干部并没有自己分成一组，为了能够与别人多交流，张兴满、李有河、王无草和秋穆分到了和另外六个来自河头村的干部一组。

一提起地主，那些从前受过迫害的人们都很有得可谈。通过交流，秋穆发现河头村的地主和丘阳村的也差不了多少，都干过那些放高利贷、做假账、动用私刑、霸占穷人的儿子之类的事儿。

河头村的一个姑娘说道：“还有老早以前就说要减租④，结果我们那片儿的地主一直也没减过。她爹的，当别人都看不到不成？”

“不光你们河头村，我们也没减啊不是？”王无草也说道，“咱去问问，真正按要求减租的地主有几个？收租子放高利贷可是他们的‘天性’，没有点儿强制的办法，谁会听咱的？”

张兴满之前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是说道：“按道理来讲，地主都不应该收租。你想想，那地是真正种地的人来种，用的也是种地的人的工具和种子，如果地里旱了涝了，还得由种地的人操心。而地主除了手里拿着一张地契之外什么也没贡献，凭什么还能拿到四五成产出的粮食⑤？”

她这么一说，其他人觉得也对。地主啥都没贡献，就凭一张纸便要分这一年劳动的成果，实在不合常理。

然而河头村的另一个姑娘有些犹豫地说：“不过，那些地的确是地主祖上传下来的。如果是骗了别人、用高利贷抵押来的地，那确实应该还回去，不能再拿它收租。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地……他们要是不能收租了，就不会佃给穷人来种，那穷人没有地可种，恐怕也得挨饿。”

李有河说道：“那就应该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