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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就拿比较典型的王家营村作为例子。王家营村在区里算不上是情况最糟的，却也肯定不能说是情况好的。这个村和丘阳村差不多大，人口也差不多，但因为多数田地不临水的缘故，土地的平均肥沃程度低于丘阳，不过在华北地区也算是平均水平了。王家营村的地主人口占一成左右，富农占一成半，剩下的人口里中农占两成，贫农占三成半，雇农则也要占上差不多两成。

由于之前证实了扛长工受剥削的程度和佃地交地租差不多，所以为了计算方便，就都按照交地租来算。从一九三一年“双减”政策下来到现在，这么统计下来，王家营村的地主、富农实际收的地租和他们通过抢和骗的手段夺走群众土地、财物的价值，加起来已经给远远高于按照政策应该收的地租。并且再如此算下来，即使把他们现在的家产全部折现也还不完这笔巨款①。

其他村子虽然没有再列出来，但各村的干部们对比王家营村讨论了一番之后，也都得出结论，大体情况与王家营村相仿。根据这个结论，大家很容易就明白了，如果现在那些曾经受剥削的贫雇农们要向那些之前放租的地、富分子要这笔债，那么真的是把他们的所有房屋、土地和家具用品都抵押了也还不完的。

既然如此——各村的干部们也就更容易地想到——那就能抵多少抵多少吧。之前那些地主、富农们欠大家的，应当抵押他们的土地和财物，能还多少还多少，至少先还了再说。毕竟现在是该给贫雇农翻身了嘛。

秋穆所在的小组也讨论了这个令人兴奋的问题：不管这十几年下来究竟欠了多少，那些地主、富农的家产可是这些出身贫苦的年轻人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大数目呢。尤其是那些土地，土地就相当于是农民的生计，而如果能把那些地、富分子的家产抵押了，就意味着那些土地也能够分给受剥削的人。

可是这事儿让人也觉得有不妥之处。

在几个年轻姑娘高兴地讨论回去之后如何分财产的时候，张兴满想了想说道：“他们多收的租子，就是多收了穷人的命，这笔债一定得还。可是如果真的像现在这么还，那些地主、富农还不得落个无家可归了。我觉得这样不行，这些人没地方去会变成村里的流氓。”

这个顾虑倒是很切合实际，由于大家都是各村的干部，多少要对村里的治安负责，像这样会产生一群流浪者没法安置的情况，大家还是不能让它发生的。

而且河头村的一个姑娘也说了，有很多富农还是正常参与劳动的，只是家里的地自己种不过来才雇了人，并不像那些地主一样完全靠剥削别人维生。平时在地里干活儿，有时候还能遇到他们。因此，她认为这些人不应该和那些地主一样对待，他们的剥削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损害别人的利益，而只是单纯地受到了过多家产的影响。

这种朴素的想法，总结起来事实上就是“环境决定人”。其实不光是那些富农，就连地主也一样。地主剥削、压迫长工，并不是因为地主对长工天生地有怎样的仇恨，而只是这种生产关系下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地主家的女儿从最初认识世界上就对这种社会关系习以为常，因此她长大继承家主之位以后，也会继续遵循做那些剥削长工的事儿。她的是非观是由她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决定的，因此究其根源，这事儿也不能赖在她个人头上。

可是原先的封建生产关系总得要打破，受剥削者的损失也得有人来陪，归根结底要想清除这种封建的思想和做法，还是得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也就相当于让所有人的经济地位达到差不多一致的水平，对于农村而言，也就相当于是分地。

而贫雇农家庭出身的年轻干部们，向来对于那些地主、富农没有什么同情。由于那些地、富分子十几年来的确多收了大家许多地租，现在代表群众利益的干部们分掉他们的土地和财物也是占理的。

那个河头村的姑娘说了河头村参与劳动的富农不应该被全部没收家产，其他人也都同意了，然而谁也没有把这种“错在阶级而不在个人”的思想延伸到那些地主身上。丘阳的四个干部也都认同了应当给富农留下足够生活的土地和其他用品。然而对于地主，她们同样认为没有必要去给予他们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