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卷阅读87（2 / 2）

清洁洒扫、采买年货、装饰住所……迎接新年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村公所的例会上，大家也提出了对新的一年村工作工作的展望。

村长张兴满特别强调了一点，那就是丘阳村里的教育。之前虽说也有村学，但那往往是像高显峰那样的地主办的，教的东西也仅限于识字和封建思想的那套，对于现在农村人最需要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关于农业技术和卫生健康的知识——却很少涉及①。

这也就导致了，村里即使是认得字的人也多半儿迷信，为了“辟邪”、“风水”等等说法拒绝更卫生的生活方式，得病不会去看医生，而是自己找了什么偏方来治。其中有一种堪称“包治百病”的偏方，便是到村里那座菩萨庙的菩萨座前叩拜，而后抓一把土，拿回去跟河水和成“泥汤药”喝下去②。村里的群众们无论得了什么病都采用这个办法来治，幸运地康复了的自然会说是菩萨显灵，不幸死去的却被说成是由于前世作孽、命该如此等等原因。

另外，由于村里的文盲率还是很高，村公所贴的各种公示、通知和宣传标语并不能让多数群众直接就能看明白，而还需要那些认得字的人给他们念。这样就导致了那些相对有文化的人可以“垄断”其他人的知情权，或者通过有倾向性的解释方式影响到别人对信息的判断。这有时候甚至是无意识的，因为人们在念的时候常常会强调他们认同的部分，而也有不少人会对于他们不认同的部分加上主观性很强的评价。

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村公所的干部们认为应当加强村里的文化教育。但这种教育一定与以前地主开设的村学不一样：首先，这种新式的教育不能只是针对儿童的，不认识字和缺乏科学常识的成年人也应当接受教育。因此，学习不能占用太多大家从事生产活动的时间，否则也就没人会愿意来学习了。其次，这种教育一定是能够让村里的大部分群众都有机会参与的，而不能像是从前的村学那样还要收那些学费。以前的村学的学费虽说是已经相对较低，能够让贫农家出身的孩子入学了，但实际上一个普通贫农的家庭也顶多能承担让一个孩子入学的费用。

而且，由于在抗日时期丘阳原先村学的教书先生逃到南方去了，现在丘阳村里已经没什么具有教师经验的人。何况原先教村学的先生，也未必有资质来教现在村公所需要教的东西。

为此村公所的干部们又经历了一番讨论，最终得出了一个方案：让村里的群众按照住所的分片儿组成识字小组，每个小组里认识字最多的人自从成为组长，负责每天教会其他人一个字。而村公所应当再成立一个临时的“教学委员会”，让文化水平较好的那些干部来负责编写识字小组的“教材”，来讨论识字小组的组长该教什么字、该怎么教，而后再对那些组长们进行培训。

由于民兵队里还有些姑娘是不识字的，村公所就把她们组成了一个试验的识字小组，让李福山试着教她们认字。之所以选李福山来当这个试验小组的组长，是因为她尽管识字，但文化水平却不是很高，也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村里多数识字的中农或贫农基本上都是她的这种情况。

试验识字小组的教学效果出乎大家的预料。在大年初二正式开始的试验识字小组，仅仅利用午饭和晚饭之后的时间进行教学，到大年初七的时候就已经帮助小组成员认识了三十二个字，平均每天认识五个字还多。这远远比之前设想的一天一个字情况要好，但干部们也考虑到了，民兵队的姑娘对于识字更有热情，所以她们肯定会比普通群众识字要快。

不过，即使如此，也说明了之前从没上过学的普通农民，在这种教学方式下一天认识至少五个字是可以做到的。而如果考虑到多数群众可能不会像民兵队员那样愿意认字，把要求降低到每天三个字也是合理的。

对于一天究竟要学多少字，秋穆也说道：“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规定一天要学多少字。可以规定一个下限，比如一天至少学两个字，但至于实际上每个小组一天能教会多少字，就应当由组长看组员的情况来决定，能学得多的就多学。”

这个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如果有的组长为了争先进而故意拉快教学速度，而使得组员跟不上进度呢③？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解决：判断一个小组是不是先进不能以组长教得快慢，而是要以组员学得如何作为标准。以认识九百字作为“脱盲”标准④，最快使得全组组员“脱盲”的那些小组应当被授予“先锋”称号，并且颁发相关证明。

另外，在识字小组进行教学的同时，村里也计划通过宣传的方式提高群众的卫生意识。干部们认为这项工作应当交给夫男会去完成，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