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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归是把地分了。这一次分地一共重新分配了两千一百五十亩一分地，原先在村里属于贫雇农阶级的平均每人都有了六亩四分地，这比解放之前贫农的平均占有耕地面积高出去了大约两倍。

另外，这次农会还一共收缴了三十三头大牲畜，包括二十三头驴子和十头黄牛，其中有五头母牛还能够产奶。

牲畜显然是不够分的，别说一家能有一头，恐怕连两三家共有一头都难做到。秋穆算了一下儿，现在村里的大牲畜（包括这次收缴的、之前收缴的和群众所有的）一共只有六十三头，平均下来二十多人才能共用一头。因此，大牲畜单独分给谁都是不公平的，最终农会委员们对各家各户进行了讨论，安排出了一套共用牲畜的方案，尽量保证村里住在同院儿的几家能共用一头，使得大家照顾和使用牲畜都方便。

农会委员们分配牲畜的方法，主要考虑的还是简单易行、切合实际，但在公平方面就做得比较粗糙了。不过乡亲们似乎对此并没有多少怨言——很多人这辈子都没真正拥有过牲畜，光是能分到这点就够大家高兴的了。

而对于那些由于分配实在困难而没分到牲畜的人而言，农会也进行了粮食和钱财方面的补偿，让他们——从理论上——也能合伙儿买到干农活儿的牲畜。

同样，那些价值很高又很有用的物件儿，例如大车等大型农具，也被按照这种方式分配了下去。而那些价值高但对普通群众没什么用的东西，例如红木家具、珠宝首饰之类的，则被村公所统一收起来，准备拿出去卖掉换成现钱再分配。

那些普通的生活用品和盛罐的油盐酱醋等调料，农会就按照之前民兵队的方式，先让原先的雇农来每人挑一件儿，而后让贫农，再然后让中农来挑。剩下的那些作为公费存放在村公所的仓库里，也算是补上了村公所经费的缺口。

然而事实上，秋穆却发现村公所的几个干部和农会的几个委员还有夫男会的几个委员都先去挑了东西，尽管他们原先并不是雇农家庭的出身①。甚至连秋花香都被划分到乐第二批挑东西的人里，即使他的出身是地主，本来不该去拿的。

他们大概是认为自己为清算地主付出了许多劳动，应当得到得比普通群众更多些。按照劳动得到报酬的逻辑来讲，这样似乎也没什么错。

然而，或许村公所、农会和夫男会的干部应当得到工资，可发工资和分配“清算果实”是两件事儿，一码归一码，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秋穆并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一点，村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在收缴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之后，那剩下的二十四个地主便被从村公所的院子里放了出来，回到了他们原先的家里。由于那些地主的院子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干部们也不怕他们带着东西逃跑。

然而元宵节的前一天夜里，正当秋穆和李有河睡得正沉的时候，却突然被外面的惊叫声惊醒。她俩连忙披着大衣跑出来看，发现所有人都在往村公所的方向赶，说着什么“村公所着了”之类的话。

当她俩赶到村公所院门外的时候，火已经被扑灭了。其实原本就烧得不大，只是有人在大门前堆了干草放了火，但还没等真的烧到村公所的大门便被赶来的乡亲们扑灭了，最后只不过是把原本涂红漆的大门熏黑了一点儿而已②。

然而这件事儿的性质很恶劣。不光是放火烧村公所是反|革命的问题，在村公所的院门外防火还威胁到住在村公所内院儿里的炊事员秋花香、看守仓库的两个民兵队员，以及村公所、夫男会和农会在公共仓库里储存的财物和粮食。那些财物和粮食除了少部分是村公所的公费之外，剩余的都是清算运动的果实、是之前地主的剥削所得的群众的血汗。这场显然是故意为之的火，不光是在威胁村公所，更是妄图损害村公所干部的生命和群众运动的成果。

因此，民兵队长李福山立刻安排到场的队员们对村公所周边地区进行了巡逻，治安主任李有河也连忙去对周围目击火灾的群众进行了询问，希望能尽快找到凶手。

住在村公所内院儿的秋花香听到了外面的喧哗，也披着外衣跑了出来。他刚推开大门，便听说有人防火要烧村公所，被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