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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于从前的穷人们而言，家中缸里的粮食能够明天吃的就不容易了，向来都不用考虑什么未来短缺的风险——因为短缺压根儿不是“风险”，而是绝对会发生的、没跑儿的事实。然而从前穷人家里没东西吃，大不了卖地、卖房子，实在不行卖孩子、卖夫郎，再不行了大不了直接饿死，反正活着也是痛苦。可现在村公所不能来这一套了，村公所要管整个村子的公共服务，如果真的入不敷出了，那可是会影响到全村一千多人的正常生活秩序。

秋穆在各种会议上都提了这件事儿，以至于别人都调侃她这个财粮主任当得满眼只能看到钱了。这倒不是说其他干部们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事儿，只是谁都知道，钱和粮食不可能直接从天上掉下来。

现在村里占比例最大的贫农也只是勉强温饱，中农还离小康有挺大一段儿距离，这时候应当促进生产，而绝对不能加税。那么建设小学和购置药品的资金只能从别处来，最现实的办法就是第二次清算，开始清算村里的富农。

只是村公所的干部们和农会委员们都知道，清算富农不能像清算地主那样。富农比起地主剥削要少，而且大多也参加劳动，别的村里甚至还有不少富农是站在抗日反封建这边儿的。所以干部们认为富农和其他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只要那些富农配合交出维持中等水平生活之外的财产，他们就不应当受到其他惩罚。

尽管在灾荒的年份里，那些富农也饿死过长工、剥夺过穷人的土地，但多数干部们还是认同了解放区干部大会上的决定：要给富农家庭保留相当于中农水平的土地与生活用品，并且不对富农进行肉体的惩罚。

然而即使如此，丘阳的十户富农也没有一户愿意主动交出“剩余财产”。

他们倒也没有进行激烈的抵抗，只是每当农会委员找到他们谈交公土地的事儿时，他们便问：“罗雨桂家的地交不交公？”

这时候，农会委员们只好说道：“罗雨桂家是军属，他儿媳是烈士。”

然而富农们只是说：“那罗雨桂家算不算富农？”

这下儿，农会委员们也没有话说了。罗雨桂家当然算是富农，而且如果按平均的话，还算是富农里生活水平较高的。因为他家就只有他和他儿子，人数比一般的富农家庭少得多。

可是农会没办法强迫罗雨桂交出他家多余的土地和财物，因为他家是军属，他儿子——从理论上说——的亡妻是烈士。

因此，剩下的富农就认为，最会剥削别人的寡夫罗雨桂家都没有交公土地，那他们家就更轮不上了。而且在丘阳的传统观念里，土地应当归女人所有，而罗雨桂父子两个寡夫是不应该占着那么多土地的。

现在丘阳村的革命干部们都觉得应当促进生产，而不宜再进行更多的武力斗争，所以也觉得最好不要强迫那些富农交出土地和财物。何况，倘若罗雨桂拖着迟迟不交公，干部们也没有道理迫使其他富农把多余的土地和财物交公。

可是干部们不想跟富农撕破脸，群众却不乐意。原本说好了要清算地、富分子的，结果现在地主倒是清算了，可富农还留着呢。虽说贫雇农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些，但也只是勉强不被饿死，人们觉得这根本不叫真正“翻”了“身”。而相比之下，那些富农依旧掌握着全村三成以上的土地，就算不让雇长工，也能随时雇到短工给他们干活儿。而穷人要想借他们的牲口和大车来用，还得时时刻刻看他们的脸色。

就连村里从前的地主们也看不惯这些富农。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财产、只能自食其力了，而这些富农之前跟他们一样雇长工、收租子、放高利贷，现在却过得还跟以前一样滋润。不是说富农自己也劳动的吗？既然他们能劳动，为什么还要占有多余的土地来剥削别人的劳动？

于是，无论是之前的中贫雇农还是已经被清算过的地主，都在或多或少地要求农会继续清算富农。他们并不十分理解干部们希望促进生产、不想在这个当口再进行武力斗争的心思，倒是觉得农会干部们“宽容”富农是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恰恰也和秋穆有关，或者说人们认为这个原因就在于秋穆本人。

村里没有人不知道农会委员们不直接清算富农是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