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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可以方便地种起来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样规模越大的生产，就越能够利用起来如畜力、农具等农业技术，从而节省劳动力，还能够把地耕得平整好看。

然而在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平均水平的地之后，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却无法进行了。假如一户农民有四口人，平均每人六亩六分地，合起来就是二十六亩四分地。然而一头驴子至少能种百八十③亩地，如果这个四口之家为了种地而养了一头驴子，那它的畜力就远远超出了家庭的需要。而为了养着这头驴子，这家人也没办法购置相应的大车和配套的其他农具，全套用具总是凑不齐的。

因此也出现了尽管群众对于牲口和大型农具的需求很大，但实际上真正购买了牲口和农具的人却相应较少。这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炮”不能拿来打“蚊子”，否则就冲打这些“蚊子”得到的收益，连给“大炮”装炮弹都装不起。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又都清楚，既然一头驴子可以完成好几户人家的播种、犁地等工作，那么这头驴在农忙时便可以借给其他的几户来用。这样一来，也就没有浪费这头驴子的畜力。

以往这种借用都是直接付粮食的，可是这又会带来一个新问题：驴子不外借也能活，而要种地的人如果借不到驴就得费死劲了，所以驴子的主人对于借驴的人存在优势。这种优势几乎就像是把自家的地租给缺地的穷人一样，不光能够使得驴子的主人从借驴的人那里赚来大量粮食，还使得那些没有驴的人对此产生依赖，而不得不在驴子主人家要帮工时听从使唤。

把驴子换成牛或是大车、大桶等其他大型农具也是一样。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甚至有些群众认为这就是“翻身”之后换了一种形式的剥削。

而与此同时，家里有一头驴子的人没有大车，家里有大车的人却凑不齐一整套犁、锄、耙、耧……分配之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短缺了、家家户户分到了原先地主、富农家用的东西，可实际上这些东西却凑不成配套的，还是没办法使用。

要想把这些牲畜和农具利用起来，同时又要避免剥削，那么就必须进行合作。

其实一开始农会提出要组织换工的互助组时，群众间并不是人人都看好的。如果几家合伙儿凑齐一套农具一起种地，谁能说每家出的工具价值都相等？出一把锄头，能和出一辆大车一样吗？别说是一辆大车了，就说出一把锄头和出一把耙子，这两样儿的价值完全相等吗？就算市面上的价格相等，磨损程度、磨损速度也不一样。万一谁使劲儿大了用坏了工具，这又怎么算？

为了避免合作起来在这些事儿上发生纠纷，最初多数人都没有响应农会组织互助组的宣传。然而凡事都是得有带头的，丘阳的第一个互助组还是顺利地诞生了。

这个互助组的负责人就是副村长王元品。她家原本就是中农，个人使用的农具并不缺乏，家里还有一辆大车，按理来说似乎也不需要怎么“互助”。可她却还是组织了另外的四户邻居，成立了一个互助组。

原来，这是由于王元品从前就经常把大车借给邻居李草盛，并且交换着借用李草盛家的驴。这已经形成了某种稳定的交易关系，而再加上周围那些经常来借她俩东西的邻居，原本的交易关系就能够演变为互助。

如果把王元品的女儿王兴存也算是一个劳动力的话，那么这个五家组成的互助组就有七个青壮年女人算是全劳动力，还有一个年纪太小的女孩儿和一个已经快六十岁的老人算是半劳动力。这些人如果能掌握全套农具，来耕种他们总共的一百二十一亩七分地已经绰绰有余了，而剩下的九个男人和男孩子就有专门的时间从事纺线、织布和饲养家禽牲畜等其他工作。

这个互助组能够良好运作下去，关键在于对于“工”的计算。这个“工”不光指人的工作量，还包括了牲畜和农具的使用，都有相应的算法。一开始大家倾向于把牲畜和农具记更多的工，因为这些东西是紧缺的。但后来随着合作种地的进行，大家都觉得应该更重视人的劳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牲畜和工具本身并不能种出粮食，人的劳动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