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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强烈要求的啊，那我就顺应民意，说两句？”

“别废话了。”

“小铮啊，我觉得你把原则这种东西太当回事，以至于不懂变通。”徐文耀和颜悦色地说，“你的大致想法我了解，往大方面说，就是自由主义，个人奋斗，你觉得这样才叫公平，若人人如此，那这个社会就会多点公义和秩序，若这个社会没有，那你起码也做到问心无愧，是这个意思，对吧？”

“这么讲也可以。”

“你这一套，在西方国家都行不通，别说在我们国家。大道理我就不跟你说了，讲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大学中有很多学生搞的政治社团，有些在我看来纯粹扯淡，但有些还是做了点实际工作。我呆的大学比一般州立大学好，但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校，可是校风很自由，颇有点英国味，一块租公寓的哥们是个激进的环保分子，他们整天没事找事，看见点污染就吵吵嚷嚷，可惜美国这方面法律越来越完善，哥几个能体现自我价值的地方挺有限，我常常开他们玩笑说他们生错了国家，要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几个哥们估计得乐死。”

“后来有天，终于让他们发现了一件大事，有家三十年前的药厂往一个湖区填埋废品，过了这么多年，后遗症才开始被发现。那几个哥们一下兴奋了，好不容易找到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的地方，可等他们真正接触了，才发现问题复杂得很。那家工厂早已拆成三块，被三家不同公司收购，就是说，找直接责任人很困难，虽说按照法律，这三家公司都要赔偿，但赔多少，怎么赔，对方当然想尽一切办法推托了事。司法程序放哪个国家都冗长，就是卡夫卡在《城堡》中描写的那样，当个人面对一个庞大的体制机器，那种无能为力感是直接而压倒性的。”

“后来怎样？”

“后来啊，问题解决了。你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他们借助媒体？”

“媒体早就曝光这件事了，但他们只对这个事感兴趣了一会。很快就有层出不穷的其他新鲜事替代了对这件事的关注。”

“那怎么办呢？”

“你绝对想不到，他们利用的是政客。”徐文耀笑了笑，说，“在选举中，环境议题是一贯的口号，但很少有竞选者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我那位同住的哥们出身美国上层阶级，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把信息传递给其中一位候选人，而那个人，正好与他的竞争对手在支持率上不相上下。于是那位政客出面了，又是演讲，又是敦促法院受理，又是拍宣传片，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出三个月，这件案子就审完了，同时为他自己赢得好名声，对那个人来说，这件事就成为他仕途的一张王牌了。”

王铮说不出话来。

“所以宝贝啊，有时候体制不是洪水猛兽，你不要觉得利用了体制内的权力就是坏事。说到底，与其别人去利用，还不如你去利用，你用得好，它不仅能帮你，还能让你达到个人奋斗怎么也不可能达到的影响。就拿你那件事来说，如果你三十岁不到拿到国家级课题计划，有了名声，那么你现在所在的大学肯定会想方设法把你留下来。等你站稳了脚跟，有了话语权，你反过来就能辖制住那位副主任，他起码不敢在你眼皮底下玩学术造假，你也等于为其他年轻老师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这不是比你一个人从事反抗要有用的多吗？”

王铮觉得自己脑子有点乱了，他张口结舌，想说什么，却觉得很不合适。徐文耀笑着摸摸他的脸，说：“不行了，再看你这种表情，我下面都快硬得发疼，快回家快回家快回家。”

他一面念叨，一面踩了油门往前冲。王铮还沉浸在他刚刚的话里，要接受一种他从没接受过的观念，显然需要点时间，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车子已经停到停车场里。徐文耀目光幽深地盯着他，看到他头皮发麻，王铮隐约知道徐文耀在想什么，吓得勉强笑说：“那个，哥，我们上楼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