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花（1 / 2）

“正立，到目前为止你一共救了多少人？”我问他。

“两千九百三十三个。”他答。

“哦，像你这样要救满一万条人命还得好好加油哦。”

“是啊，还是做人比做方便做事呀。你看我现在不方便走到人群中去，更别说和他们交谈了。所以救人的门道真的少得可怜。”

“那你救过哪些状况下的人呢？”

“溺水的占一大部分，还有攀高和一些竞赛中失手的，嗯，还救过几个自寻短见的人。”

“这些状况发生的几率不多吧？”

“当然，现在谁不是小心翼翼地活着的呢？生命多宝贵啊！所以我想变回人类很不容易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我想帮帮他。

“那你一般都在这一带呆吗？”

“最近都是。我呆过不少地方，看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

“出过国吗？”

“没有，我不认识路。怕回不来。”

“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地方经常发生危险的。去那些地方你可以救很多人。”

“真的？”正立两眼发光。

“比如大沙漠里，有些游人因缺水而需要及时的救助。大海里有些船遇到大风暴或者海盗时需要及时的救助。贫民区里，因疾病和挨饿急需救助，高原区有游人因高原反应而需要救助等等，世上有许许多多需要救助的情况散布在地球的每个角落。”

“等等，你所列举的这些都得以人的身份才好办吧？”

“是的，所以我愿意用一个月时间来帮助你，前提是我们要一起去，你载我，我给你指路。你愿意吗？”

“等等，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这里有时也需要我，走了感觉有点玩忽职守的意味。”

“写个通告贴在人们看得到的地方，上面就说‘本神最近被召回天办事去了，请大家小心安危，学会自防自救。’这不也是给机会他们提升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吗？”

“嗯嗯，聪明。”

当夜我们写了数十张告示，分别贴在了正立常常救人的地方。

“我想，就凭这几十封告示，明天都成新闻了。”我对正立说。

“管他怎么报道呢，我干自己的正事要紧。”

我开始一边定路线一边向正立讲解，最后达成一致，我们将从埃及到努比亚，再从努比亚直入撒哈拉沙漠，横穿过撒哈拉沙漠之后，沿非洲与大西洋交界的海岸线走，直到好望角。然后从好望角转入到索马里海峡。我们暂定先到这几个地方，然后再视情况定下一轮的目的地。撒哈拉沙漠和好望角都是地理环境非常险峻的地方，索马里则是海盗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会在这几个地方呆上好几天。

“英雄，去海盗出没的地方我们能做些什么？”

“老哥，我来跟你好好讲解一下哈，首先我们可以隐身是不是？我们可以跟着货轮走，我会带上我的检测设备，在看到有海盗来抢劫船只的时候出手，因为我们是隐身的，我们可以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袭击他们，使他们跌落海中。还有一条，就是他们有枪有刀，我们虽然隐身，但万一被打中或击中一样是会受伤的。所以我们首要的是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手上、身上携带的枪支和刀抢走。尽量不让他们上船。假如他们上船了并且劫持了人质，那么我们就去袭击劫持者，就像警察抓小偷一样，有很多方法的。到时候还可据实际情况做不同的营救方案。”

“噢，听起来太刺激了，我没问题，你要想好。”

“我也没问题。我天生喜欢挑战。”

我向家里人报告了我接下来的行程。

“小心驶得万年船。儿子你想好的事情就好好去做吧，老爸支持你！”父亲只说了简单的两句话。母亲和弟弟则好好地嘱咐了一番，因为那些地方他们也知道比较危险。虽然总会有些担心，但最后都会尊重我的选择。

我有时也自问，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儿子，因为我这辈子欠他们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到达埃及之后开始减慢速度，从1500公里的时速减到150，以方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埃及不用说，是块神奇的地方，正午的阳光下，一路看到的都是别具特色、恢弘壮丽的神廟、石雕。金字塔在阳光下气势恢宏，但并不感觉诡异。倒是那些石壁上的雕画充满着历史感。尼罗河畔边，人们穿着长袍，裹着头巾，每个人都有信仰，脸面虔诚平静。

走了大半天都没发现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这里人们生活安乐自在，又是旅游圣地，我看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大危险。”正立对我说。

“对，这里不属于危险区，我们正好经过，你也可以好好领略一下非洲的文明。”

“嗯，这里的风土人情、建筑、衣着打扮都很有意思。”

“是的，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信奉拉神。”

“哦，怪不得每个人心里都有另一个世界似的。”

我们给十五个水壶灌满了水，我把它们全部背在身上，正立载着我继续前进。

当我们来到努比亚的时候，这里明显地要比埃及荒凉，大片大片的荒漠诉说着曾经的沧海桑田。广漠的大地上常常数十里没有一棵植物，只有一些斑痕驳驳的石头堆、泥巴城堡和一些排列整齐的石柱。走在地上就像火烤一般炽热难耐。我曾经从书本上知道这里的每一堆石头都可能有历史的印迹。我和正立就看到了有些大石头上刻画着几头牛的形象。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而像旅人一般陶醉起来。

“卡兹卡兹”一辆破旧的车停在不远处，车里传来无奈的叹息。我们飞了过去，只见里面躺着一个妇人，司机在检查车，估计是车熄火了。

“怎么办？”正立问我。

我们不懂当地的语言，不能沟通，但很明显那个妇人得了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