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 第十六 十七天（1 / 1）

治疗第十六天

醒来时，口中有一种恶臭。我小时候医生们检测脉搏和检视舌头都很在行，假如舌头有一厚层苔衣，就会给你开轻泻剂。我在镜子中察看舌头，看来正常，那么这恶臭是来自于死亡的癌细胞还是来自于死亡的正常细胞？

八月份对治疗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月份，太多的休假，技术员们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今天是泰特当班，我已经信任他了，从治疗的第一天起，我就看见他在这部门里进出了。我想他肯定还是一个头，因为是他在指挥着他人忙碌。

今天的治疗我感到放心，泰特迅速而有效地将x线管中心对准了我的刺青标记，底片盒咔嚓一声进入了位置，灯亮了，他急急地走出房间，灯又灭了，呼呼的响声开始了，我知道我要接受一分钟的x线，每一侧是三十秒。我总是数数来消除紧张，于是我开始数：一，二，咔嗒一声，灯又亮了，红灯在闪烁，出什么事了？治疗被中断。技术员奔了进来，尽力安慰我，“紧急开关启动了，机器关掉了，你不会被曝光过渡的”。“什么紧急情况机器会关掉？”我问。“你用的是直线加速器，那是一种人造x线，来自于一个真空管。当管

子开始老化后，机器就常会出故障。这个管子的寿命到了，我不断的催促部门换个新的，但没人听。一个新管子要六千美元，所以要把它用到最后一口气。现在假如你在休士顿，他们给你用的就是钴60，那是真的自然x线。史坦福大学喜欢这个，不过依我看，这终究是人造x线。

我被震惊了，在治疗之前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在钴60和现在的治疗之间作选择。“现在怎么样？”我问，“多长时间你能修好这机器”？“噢，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修不好的”，他说，“也许这管子还有些寿命，这个部门不愿浪费钱，我们只能用到它爆掉为止，我希望它还能让你做完今天的治疗。”

这管子还能放出正确的剂量吗？我内心十分害怕，但什么也没说。

他离开房间一，二分钟后，这呼呼的响声又开始了。机器在工作，我耐心的数着一，二，三直至三十秒，一半治疗完成，机器转到我的左侧，治疗床又调整了一下，我能听出来，机器又费力的做了三十秒。

我理好领子准备离开，并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害怕听到回答，我不想让治疗延误。“我不知道”，他回答，“只有当这个管子完全报废了，我们才能要一个新的。”“换个管子要多长时间？”“六个小时，不用担心”，他告诉我，“在这个部门没有一个人完成治疗而没有中间停顿的”。然后他又问，“早晨你什么时候离家出门？”“九点钟。”“好的，明天早晨九点之前我会打电话给你，假如机器坏了。”

我离开时是忧心忡忡又怒气十足，决定去参加下一次的州立法会议，要给他们放一，太怠慢医学院了！能想象吗？州里花费几百万，而一个好的x线管子才区区六千元，太便宜了。

治疗第十七天

这个早晨我游荡不安，我不想离家太早而错失了技术员报告机器故障的电话，结果什么电话也没有。我九点准时出门，按时到达，但我被引到了候诊室。

那里等候的是个小伙子，喉咙里着通气的管子，因为不能讲话，只能用一块石板写字代替。我知道假如我的放治疗失败了，我就会和他一样。不过这情景并不太困扰我，因我的思想已全部集中在那个x线管上了，它爆掉了没有？最后技术员叫到了我的名字，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管子还行吗？”我急不可待地问。“嗯，可以”他若无其事地说。

“那昨天是出什么事了？”“我按错了一个按钮，我压到了紧急按钮。”

治疗过程风平浪静，我准备离开，同时开始抱怨——不是他的业务疏忽。“你知道”，我说：“你把我的治疗开始时间推迟了，在停车米表里我放的钱不够，可能会拿到停车罚单了。”“抱歉！”他回答：“学校的每一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和规定，其他部门会替你付罚金，假如是他们造成超时的话，但是这个部门不会。我不断的和他们说这是错了，病人不高兴的，但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太小气了，你得自己付罚金了。”

我走了，真希望这个假期快结束，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考虑这停车的罚金，我决定不了的是，是否要向泰特的上司报告，他的行为已引起了我的疑虑：我治疗的计量是否正确？x线光束是否聚焦了？假如说泰特并没有造成我身体的伤害的话，但他已伤害了我的心理和造成了应该是平静时间里的不必要忧虑。

如果一个病人举报泰特，他的上司可能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这举报出自于一个情绪失常的病人，即使他的老板接受了举报，充其量泰特可能只会受到一次训责。而假如我去举报他，那层级就不一样了，同事们会传来传去，我的申诉就不会被忽视了。其实没有一个申诉是可以被忽视不管的，假如泰特不适合它的工作岗位，其他的人因该和我一样也是明

白的。

还有，我知道失业的苦恼。我父亲刚到奥马哈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人，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油漆车厢，他的哥哥大伟是街道车公司的门房。我九岁那年，他们积蓄起了足够的钱，合作开了一家男人服装店——r.b衬衫店，就在奥马哈的市中心，高级地段，十四街和道格拉斯街的交口。他们生意兴隆，很快又开了第二家。事业依然兴旺发达，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梦。那时在奥马哈没有什么限制的条款，他们就在最好的社区，榆树公园附近的敦迪区买了地皮，建造了二层的当时称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面有每个人的分开的卧室和放一辆汽车的车库，虽然他们还没有车。

我十一岁的那年，经济泡沫破裂了，他们失去了商店，也搬出了他们的房子，我们搬到了我外祖父母家中去住。我父亲失业，母亲在缝纫厂里做帽子，我弟弟和我则在城市的马路上沿街叫卖‘奥马哈蜜蜂新闻报’。我懂得了什么叫长时间工作：我白天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是叫卖报纸，从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是上希伯来语学校。

我尝够了失业所带来的惊恐的味道，所以之后我从来不解雇任何人。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以哥哥的权力将负责的位子转给了比尔，但事实证明他做得不比我好，最后他又将这麻烦转交给了营业经理。

我不能举报泰特，让他被炒鱿鱼。也许......大概......那是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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