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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还有罗杰的小男孩，查理，是吗？可怜的小东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康纳？”

“不是。”

普利斯科特点点头，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把这个信息放进去，上锁，“有孩子吗，康纳？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

“不像你那么幸运，先生。”

炖肉送上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罗宾逊太太》，撕下一块面包。海因斯向蛤蟆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没有食物。“鞭子”丢弃了葬礼的话题，转而谈论波恩。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面包屑，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

“当然是，”普利斯科特皱起眉，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决定你要去哪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敌人”软禁了七个月，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他移开目光，看向花园，等侍应走开。“鞭子”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他停下来，等海因斯问问题，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鸟’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

椋鸟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一位本杰明·里克特先生，你们见过，不是吗？”

“在伯尔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放到盘子旁边，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但“鞭子”扬手让他走开。“在我下决定之前——”

“无意冒犯，先生，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海因斯站起来，蛤蟆和睡鼠跟着跳起，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看审讯记录，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

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暴躁、粗鲁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此刻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