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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套好？”我问他。

我信任他的眼光。他毕业以后，就接手了父母手里的服装厂，几年下来，就把一家专做外加工的小厂，盘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女装大品牌。各地的大中城市，包括香港，都有他的服装专卖店。我被现在这家商场聘用，当初就是源于他的推荐。

“你已经很会穿衣服了，像你平时一样穿就好了，干吗那么紧张？”他眼里似乎有点不屑。他长着一对漂亮的丹凤眼，此时，这双眼睛却像能够洞悉我的灵魂，我所有阴暗的，不齿道与人听的隐私，都在他的眼光中昭然被揭示。

是的，我很紧张，因为我会见到莎莎，而且，很有可能，我会和莎莎一起站在东霖的面前。

就算嘴上不承认，我心里，却水一般明透。我不想输莎莎太远，即使决定放弃东霖，即使明知莎莎就像盈盈一轮满月，无论在哪，她都是皎洁生辉，最亮的那个，我还是想站在她旁边，能够被东霖看见。

哪怕多一眼，也是好的。

被谢丰看穿心思，我有点不爽，两眼睨着他，他也看着我，不作声。手机铃声打破了沉寂，是莎莎的号码，她昨天一回国，就马上买了一个手机号，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我。

“你怎么还没来？我早就在梦湖了。”电话里她说着。

梦湖是t大旁边的一个著名酒店，它就像t大的后花园，t大师生是这里的常客，大小聚会都喜欢在这举行。

“我就到，来的熟人多吗？” 才刚过五点，聚餐时间是六点。可也许她是对的，聚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真的。毕业以后，莎莎一直在国外，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因此才激动吧。

“好多熟面孔。”她忽然顿一下，“陈玉……我见到东霖了，他们艺术学院也在梦湖酒店聚餐。”

我的心顿时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捏了一把，明知会痛，筑了坚硬的壳，可还是被击碎了。早知他们会遇见的，不是吗？

“噢……你们说话了吗？”我知道自己是没话找话说，他们怎么可能不说话，莎莎就是为了他回来的。

“说了，我问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说是。然后我要了他的电话，也把自己的电话给了他。”

我只是听着，话筒里静悄悄的，她忽然又叫我一声：“陈玉。”

我“嗯”一声。

她声音沙沙的，像说了许久的话，喉咙已干哑，终于说出那句最想说的：“我想把东霖追回来，我刚一看见他就决定了，你会支持我吧。”

仿佛周围成了真空，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失了声，唯有莎莎的声音在我耳边盘旋，她说，我想把东霖追回来，你会支持我吧。

“当然。”我听见自己在说，仿佛这是最自然的回答。

意料之中的结果，只是发生了罢了。我不应该错愕，也无权利吃惊，即使它来得这样的快。

放下电话，我看向谢丰，他两眼沉沉的望着我。

“莎莎的电话？她说什么？”

我牵了下嘴角，半个笑僵在脸上：“她见到了东霖……”

“然后呢？”

“她要回到东霖身边去。”

“你是不是答应了帮她的忙？”

我抿紧嘴唇。

他死死的盯着我，猛地站起身：“你脑袋里是不是灌满了甜面酱？所以你才这么蠢！你连儿子都替他生了，竟然就这样拱手把他让给别人！你脑子是不是真的锈逗了？”

喊完他就大步的走过我身边，肩膀重重的撞了我一下。我只听见身后“砰”的一声巨响，他摔门而去了。

我的眼泪跟着那声门响一起潸潸而下。

落泪就是这样容易，只要一句话，一颗无所依托的心，一个够不到的人，就可以办到。

仿佛回到四年前那个初春的早上，乍暖还寒的冷冽逼的人透不过气来。

我站在街头，天空飘着银针样的雨丝，密密的斜织着落我一身，有迷茫的雾，似乎遮抹一切。我却仍旧在玻璃橱窗里看见自己臃肿的身子。

那时候，站在初春残冬的寒气里，也是这样一颗无所依托的心，或许就是那情那景，所以感觉那样的冷，那样的累，那样的凄凉，于是决定不再坚持，放弃挣扎，学会软弱。

走到最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我给去了深圳的东霖打电话，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准备告诉他，我有了他的孩子，已经八个月了，我想回到他身边，生下他和我的孩子。

可是电话不通，手机说不在服务区，座机有人接，却说他上班的公司搬走了。

我不甘心，一遍遍打，硬币一个接一个的塞进去，话筒里反反复复只说不在服务区。

我看着路边花坛里的几株小草，细针样的雨丝绵绵的淋着它们，枯叶里一点稚嫩的绿，它们是那样无所依托的弱。

我的眼泪也像今天这样潸潸而下。

走出电话亭，刺骨的寒意从头顶蔓延至脚底，全身似乎失去了知觉，唯有冰冷无助的心，一遍遍的在呼唤东霖。

可却传不到。

有公车从身旁喧嚣掠过，它旋起疾风，喷出大排的尾气窒息了我的呼吸。琳琅的店铺，繁华的街市，瞬间全部与我不相干，仿佛被遗弃在这片沸腾的红尘中。眼前一切皆是黑白。

我突然感觉腰部酸痛起来，一阵阵的，越来越密，裤管中赫然有水在渗着。

我意识到不妙。看着身边来去的陌生面孔，知道唯一可以求助的，只有一个人。

用最后一个硬币拨通了谢丰的电话，我蜷缩在电话亭里等着他到来。

雨一直下，牛毛一般，淅淅沥沥的，我的脸上都是水，躲在电话亭里，脸上还是湿漉漉的。

谢丰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那时他也是这样骂着我：“你是不是脑子锈逗了！？这样了才给我打电话。”

我却只是哭，崩溃的哭，仿佛一辈子的眼泪都要在那时流完：“我找不到陆东霖了，我把他弄丢了，我找不到他了。”

谢丰看着我，一米八几的人竟然红了眼眶，抱起我放进他的车里，直奔医院。

他的车座上铺着象牙色的软垫，我看着血水把它染的鲜红，仿佛最艳的花，碎了一地。

几个小时后，我生了一个男婴，是个早产儿，体重3.6斤，身高40厘米。我听见他哭了一声，只看了他一眼，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