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安员装上一锅烟，捏起一根白头火柴，在粗糙的桌面一擦，“哧啦”一声响，火头燃起，他叼着烟袋，嘴唇“吧唧吧唧”响着。吸着了烟，他扔了火柴梗儿，用拇指压压烟锅里的火头，“滋滋”地吸了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他把烟锅里的残灰，放在板凳腿上磕掉。他放下烟袋，拿起铁皮话筒，罩在嘴上，让铁皮喇叭的大口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好像窗户外边站着无数的听众，而他要对他们演讲。他用粗大的嗓门说：“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金童、司马粮、沙枣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抓来吗?！”
我们的目光都在寻找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对着汽灯。她的脸肿胀得透明。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什么。她只是摇了摇头。
杨公安员说：“摇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经过群众的积极揭发和认真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上官鲁氏为首的上官家庭，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血债累累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公敌司马库，并且，在最近的夜晚里，上官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破坏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并在教堂内的黑板上，书写了大量的反动标语。根据这些罪状，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全家执行枪决，但考虑到有关政策，我们给你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向政府交待恶匪司马库的藏身地点，使这条恶狼及早地落入法网。第二个希望是要你们交待破坏阶级教育展览馆、书写反标的罪行，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事是谁干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吗？”
我们保持着沉默。
杨公安员抓起匣枪，用枪管激烈地敲着桌子，嘴巴仍然没有脱离喇叭筒子，喇叭筒子依然面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吼叫着：“上官鲁氏，你听明白了没有?”
母亲沉稳地说：“冤枉。”
我们一齐说：“冤枉。”
杨公安员说：“冤枉?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把他们全部吊起来。”
我们挣扎着，哭嚎着，除了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外，但最终结果还是被反剪着路膊，高高地吊在司马库家粗大牢固的松木屋梁亡。母亲吊在最南端。然后是上官来弟，然后是司马粮，然后是我。我后边是沙枣花。这群职业民兵，都是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他们预先已在房梁上安装了五个定滑轮，所以拉起来毫不费力。我感到手腕刺痛尚可忍受，肩关节的钝痛确实难挨。我们都必然地脑袋前倾，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双腿无法不伸直，脚背无法不绷直，脚尖无法不垂直向地。我无法不哀鸣。司马粮没有哀鸣。上官来弟在呻吟。沙枣花无声无息。母亲肥胖的身体把那根新麻绳子坠得像钢丝一样紧，汗水最多最早地从她身上涌出，她的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鲁胜利和上官玉女抱着母亲的腿摇撼着。民兵像拎小鸡一样把她们拎开。她们又扑上去又被拎开。民兵问：“杨公安，要不要把她们也吊起来？”杨公安员坚决地说：“不行，我们是讲究政策的。”
鲁胜利无意中拽掉了母亲一只鞋子。汗水便最终汇集到那根脚拇指上，一线串珠般地往下滴落。
“你们说不说?”杨公安员道，“只要交待，立即就放下你们。”
母亲用力地把头昂起，喘息着说：“把我的孩子放下来……一切由我担承……”
杨公安对着窗外大叫：“用刑，给我狠狠地打！”
民兵抓起皮鞭、棍棒，大声吆喝着，颇有节制地拍打着我们。我大声叫唤着，大姐和母亲也在叫唤，沙枣花没有动静，她大概昏过去了。杨公安员和区干部夸张地拍桌子，叫骂。几个民兵把司马亭抬到杀猪床子上，用乌黑的铁棒打着他的屁股。一棒下去。一声哀鸣，“老二，你这个混蛋，快出来服罪吧!你们不能这样打我，我立过功劳呀……”民兵沉默地挥动着铁棒，仿佛打着一堆烂肉。一个区干部用皮鞭拍打着一个牛皮水袋，一个民兵用藤条抽打着一根麻袋。吱吱哇哇，大呼小叫，真真假假，房间里一团混乱，鞭影、棍影在格外明亮的汽灯光里飞舞着……
大约有一节课的时间，民兵们解开拴在窗棂上的绳子，母亲的身体刷地落下来，软瘫在地。民兵们又解开一条绳子，大姐也落下来。我们依次被放下来。民兵提来一桶凉水。用水瓢舀着，往我们脸上泼。我们清醒了，但周身的关节都失去了知觉。
杨公安员大声吆喝着：“今晚上先给你们个下马威，好好想想吧，说，还是不说，说了，前罪尽免，送你们还家，不说，难受的还在后头。”
杨公安员套上他的假肢，揣好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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