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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女孩傲然说：“江苏。”

我反问她：“那不就是打工吗？”

眼镜女孩呆了一呆，再不说话了。

从她们的谈话中我得知，这些学生最小的才只有14岁，初一刚上完就被家人送进学校的，因为年龄不够，只能算童工，害怕工厂不接受，拿的还是她姐姐的身份证。同车厢的还有几个和她同龄，也都是拿别人的身份证。听到这里，我脑子里忽然冒出“童工”这个词。

大约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出门吧，显得很兴奋，不住地向两个老师问这问那。两个老师轮流在车厢内来回巡视着，间或回答一些学生的提问，神情很是悠闲自在，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有一次，当他走过几位正在争执什么的男生身边时，有一个小个子男生忽然可怜巴巴地问：“老师，把我们送到广州以后，是不是你就不管我们了？”

老师不以为意道：“是啊，有工厂管你们呢。”

另一个男生又问：“有人说你是把我们卖给工厂，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这几个男生的身旁，坐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看上去非常斯文体面，但再体面现在也只能坐在地上，不由让人想起“斯文扫地”四个字。刚才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和那几个男生聊天，应该是是他告诉那几个男生的。

老师也意识到了，不满地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放声大笑：“哈哈，去广州我就不管你们了，我把你们卖喽，象小猪一样卖了。”说完这话，他得意地喝了一口水，继续在车厢里巡查。

学生们立刻面面相觑，然后是议论纷纷，但很快又开始说笑起来。没有一个学生站出来指责老师，也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被卖的严重性，又或许他们太小，以为老师的话都是对的，根本没有想到去指责？

望着这群并未成年的孩子，我知道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唯有暗暗祝福他们一路走好。

363。

四个人挤在三个人的位子上，很不舒服。之前想和我抢座位的女孩也坐到了对面，就是说，仅容六个人的座位，现在挤了八个人，八个人就是十六条腿，连伸腿的地方都没有。更惨的是，想睡觉时，头只能往后仰，但一睡着了，头又不由自主往前垂，弄得人坐也坐不住，睡也睡不着，真是度“秒”如年。

好不容易挨到火车到达广州火车站，车上的人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过去的两天两夜，简直就象一场战争。当然，从走下火车的那刻起，我等于又开始投入了另一场战争。

有了前两次在广州火车站的深刻记忆，我深知这里卧龙藏虎，所以一出检票口，我便不看不听不闻不问。径直找了一个公用电话亭，拿出磁卡打电话。

按理，我应该先去找李梅的，李梅不但可以给我找地方住，那儿的消费也比东莞市内低得多。很多再次从家乡来东莞的人，几乎都会去原来工作过的地方，或投奔老乡，或投奔朋友。而李梅呢，她是我的朋友，她的男友胡海波又是我老乡。

但我实在不想回忆起与沈洲有关的一切。并且“金秋”厂有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老乡，传到家乡的闲言碎语肯定是和他们有关的。所以，我还是决定去东莞。

好在东莞还有杭宗恋，我仍然记得分别的前一晚，我请她和几个同事吃饭时，她豪迈地向我举起酒杯：“说的哪里话，我们是互相帮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只要你回东莞，一定要来找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我不想麻烦她太多，但她在东莞这么久，找一个住的地方应该还是可以的。有住的地方，我就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住宿费了。

谁知，当我满怀希望地拔打她的手机时，拔了很久却无人接听。她是我在东莞唯一的朋友，所以我怀着越来越渺茫的希望，不厌烦地一遍遍拔打着，直到她接听。

没想到，她的口气却十分冷淡，不耐烦地说：“你是谁啊？”

我赶紧提醒她：“我是海燕，杨海燕呢。”

她这才恍然大悟似的：“哦，海燕啊，好久不见了呢。”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是的，我刚从家里回来，你有住的地方吗？”

她沉默了很久才支支吾吾地说：“对不起，海燕，我也从专题部出来了。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男人，刚搬到他家里。不是我不想帮你，真的是很不方便，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心里一冷，又随便聊了几句，便挂了电话。我是理解她的，有着那么复杂的过去，身边有一个知道自己过去的人，就想当于埋了一颗定时炸弹。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虽然打电话之前我抱的希望很大，但经历过那么多背判与欺骗，这个结果并不让我感到太多失望。人情冷暖，不过如此吧。放下电话，我望着四周行色匆匆的人们，尽管这些人离我很近，却又感觉他们离我好远。虽然在东莞不再有一个可以给我帮助的人，但我还是决定去那儿，因为我对那里相对较熟，去人才市场也很方便。

为防止象上次那样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