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1 / 2）

，直洒落到我们的头上。

在我所说的草地百花园内，在路旁新绿的灌木丛中，在树林里，到处听得见小鸟在欢唱，燕子在我们面前倏忽掠过，寻觅着看不见的小虫。

我们的旅行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我满怀信心地走在大路上，路面上回响着我的坚定的脚步声。解了绳子的卡比在我们四周蹦蹦跳跳，它见了马车，见了小石子堆，见了无论是什么，都要无缘无故地汪汪叫几声，也许它是在向我们表示：它很高兴。

马西亚在我身边走着，声不吭，他也许在考虑什么；我不便打扰他，所以我也默不作声，另外，我自己也有着不少心事要盘算。

我们的步子虽是那样从容不迫，但是我们究竟打算走到哪儿去呢？

我曾答应过丽丝，在去看她之前，先去看她的两个哥哥和艾蒂奈特。可是我并没有说定先看谁，在邦雅曼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我可以根据我的选择，先去看这个或那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向塞文走去，也可以向夏朗德或庇卡底走去。

如果我向巴黎的南部走去，那么邦雅曼就不可能是我要拜访的第个目标。但我还应该在亚历克西和艾蒂奈特之间作出选择。

我决定朝南方而不朝北方走的个重要原因，是想去看看巴伯兰妈妈。

假如我已经好久没有提到过巴伯兰妈妈，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象个忘恩负义的人那样已经把她忘记了。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们分别以来我从未给她写过信而把我说成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曾经有多少次，我想提笔给她写信，告诉她：我直在想她，打心眼里爱她。但是，对于巴伯兰的恐惧，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使我只好搁笔了。巴伯兰要是利用我的信去找我，把我抓住，谁说他不会又次把我卖给另个不是维泰利斯的维泰利斯呢？而且巴伯兰也许是有权这样做的。这样想，我情愿让巴伯兰妈妈责备我忘恩负义，也不愿冒重新落到巴伯兰手里的风险。他可能使用养父的权力把我卖掉，也可能要我给他干活，听从他的使唤。我宁肯死，饿死也不愿冒这个危险，我承认，只要想到这个危险，我就吓软了。

如果我没有胆量给巴伯兰妈妈写信的话，那么我似乎觉得象我这样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试着去见她面的。自从我接受马西亚进“我的戏班”之后，我时常在盘算，觉得这件事办起来也并不定是太难的。我可以让马西亚走在头里，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他进了巴伯兰妈妈的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和她攀谈假如只有她个人在家，马西亚可以把实际情况告诉她，然后回来通知我，我就可以回到我度过童年的家，扑向奶我的养母巴伯兰妈妈的怀里；万相反，巴伯兰在乡下，那马西亚可以请巴伯兰妈妈到个指定的地点和我见面，我可以在那儿拥抱她。

路上，我直默默地想着这个计划。要考虑个这么重大的问题，小心谨慎点，多费点心思，是完全有必要的。

事实上，我不仅要判断我是否可以重见巴伯兰妈妈，而且还要考虑我们是否能在路上找到可以挣点钱的城镇和乡村。

那么，最好的办法是请教地图。

我们恰巧是在野外，完全可以在小石子堆上坐下来歇歇腿，用不着担心别人的打扰。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对马西亚说，“我们休息下。”

“您是想聊聊天吧？”

“您有什么要对我讲吗？”

“我请您称呼我时用‘你’。”

“好，咱们都用‘你’字吧！”

“您可以，我不可以。”

“咱们都用‘你’来称呼。我要向你发命令了，你要不服从，我就打你。”

“行，打吧，可别打我脑袋。”

他笑了起来，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温和，口洁白的牙齿显露在他黝黑的脸上。

我们坐着。我从背包里掏出地图，摊在草地上。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地图上辨认道路和方向，最后我终于划出了条从科尔贝2经枫丹白露蒙塔尔吉吉昂布尔日圣阿芒直到蒙吕松的路线，这条路线，看来不仅可以把我们带到夏凡浓，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大概还不至于饿死在半路上。

“这是什么玩艺？”马西亚指着我的地图问。

我向他解释地图是什么和它的用处，我用的几乎全是维泰利斯给我上第堂地理课时所用的术语。

马西亚听得很用心，他的眼睛直看着我的眼睛。

“这样说来，”他问，“还要学会读那上面的字？”

“当然。你不识字吗？”

“不识字。”

“你想学吗？”

“哦，我很想。”

“好，以后教你。”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从吉索尔到巴黎的道路吗？”

“可以。这还不容易。”

我把路线指给他看。

但开始他根本不相信只要用手指头稍微动下就已经表明从吉索尔来到了巴黎。

“这条路我是徒步走过的，”他说，“比这可要远得多。”

我就给他讲解人们在地图上标明距离的方法，他听着，但对我讲的无可置疑的科学知识并没有显出太信服的样子，因为我虽然讲得很费劲，但并不等于讲得很清楚。

我的眼光无意地落在那只打开着的背包上，我忽然想到要细细看看里面装着的东西，另外，在马西亚面前显示下自己的财富，这在我看来也是很开心的。我便把东西股脑儿都倒在草地上。

我有三件完好无损的布衬衫三双袜子和五块手绢，还有双没有穿过多久的皮鞋。

“你呢，”我问他，“你有什么？”

“把小提琴，还有现在身上穿的。”

“好。”我对他说，“咱们是伙伴，就该平分，你拿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三块手绢。不过这只背包嘛，我看，也可以象所有的东西都平分样，你先背它小时，我再背它小时。”

马西亚不肯接受。可是我已经养成了下命令的习惯，我不许他回嘴。应当承认，我感到发号施令是似乎很舒服的。

我把艾蒂奈特送给我的那个针线包和只小盒子放在我的那叠衬衫上面，小盒里装着丽丝送我的玫瑰花。马西亚想打开盒子看看，我不让他这样做，伸手把它取了过来，塞进了背包。

“请你永远也别摸这只盒子，”我对他说，“那是件礼物。”

“行，”他说，“我向你保证，定不碰它。”

自从我重新披上老羊皮和背上竖琴那天起，有件东西使我很不方便，那就是我的长裤。我觉得位艺人是不该穿太长的裤子的，当他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他应当穿短裤和长袜，再在长袜上绕几圈彩色绸带。花农穿长裤才合适，而我现在已经又当上艺人了！

当人们有了个主意，他又能自己做主的话，他总是要迫不及待地去实现他的意愿的。我打开艾蒂奈特的针线盒，拿出剪刀。

“我把长裤改改，”我对马西亚说，“你该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拉小提琴的。”

“喔，很愿意。”

他拿起提琴拉了起来。

这时我当机立断，在裤膝盖下面点的地方，“喀嚓”剪了刀。

这是条漂亮的衣昵长裤，同坎肩和上衣个颜色，在老爹把它送给我的时候，我是何等高兴，但我不认为这样剪刀是把长裤糟蹋了，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

起初，我面改我的裤子，面听着马西亚演奏。不到会儿功夫，我把手里的剪刀和针线都放下了，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马西亚演奏自如，几乎和维泰利斯难分彼此。

“是谁教你小提琴的？”我不禁拍手称好。

“谁也没有，也可以说谁都教过。当然，主要靠自己用功。”

“谁教会你识乐谱的？”

“我不识谱，听人家怎么演奏，我也就怎么演奏。”

“以后我教你。”

“你什么都懂？”

“那是应该的，我是戏班主。”

没有点自尊心就不成其为艺术家。我要向马西亚表明，我也是音乐家。

我拿起坚琴，毫不迟疑地立刻唱起了我的拿手歌曲：

哦，虚情假意，冷酷负心的女人

象艺人之间惯常的做法样，马西亚对我说了不少称赞的话，作为我刚才给他的掌声的回报。他才能出众，我也样，我们两个谁也不比谁差。

可是我们总不能老停留在相互的祝贺上，在我们为自己演奏并欢乐了阵之后，也应当为自己的食宿想点办法。

我扣上背包，这次该轮到马西亚背它了。

我们走在黄土飞扬的大路上。我们必须在遇到的第个村子里停下来演出：雷米戏班要登台问世了。

“把你这支歌教给我吧！”马西亚说，“我们以后起唱，我想我很快就可以用小提琴为你伴奏，演出效果定会特别好。”

当然会特别好。“贵宾”们除非真是铁石心肠，否则定会掏出大把钱塞满我们腰包的。

很幸运，我们没有碰到铁石心肠的“贵宾”。过了维尔茹伊夫城，我们来到了个村庄，准备寻找合适的演出场地。我们经过个农庄的大门，见到院子里人头簇簇，每个人都穿着节日盛装，几乎每人身上都佩带着个小小的花束，花束是用彩绸小带扎着的，男的系在上衣前襟的钮扣孔眼上，女的别在上衣的胸前。你再傻也能请到这里是在举行婚礼。

我想，他们也许希望有个乐师来给他们演奏，好让他们跳番舞吧，我立即走进院子，马西亚和卡比跟在我后面。我手拿着毡帽，向遇到的第个人深深鞠了躬，这是维泰利斯的很有气派的施礼方式。

站在我前面的是个脸上已经红成了红砖般颜色的胖小伙子，硬梆梆的白领子直顶到他的耳朵，他有副和和气气的大孩子般的神色。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发着亮光的漂亮呢子礼服显然妨碍他转身，他只好整个身体直挺挺地朝参加婚礼的人转过去，他把两只手指头塞进嘴里，吹出声尖厉无比的长哨声，这哨声使卡比吓了大跳。

“喂，你们，你们大伙儿听着！”他喊道，“来点音乐，大大伙儿觉得怎样？有几个演员来啦！”

“好！好！音乐！音乐！”男的女的都嚷了起来。

“准备——跳四对舞！”

只几分钟工夫，组组舞伴在院子中央组成了，那些受惊的鸡呀鹅呀全都使劲扑扇着大翅膀逃开了。

“你演奏过四对舞曲吗？”我开始不安起来，悄悄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演奏过。”

他在试琴声的时候，拉了几个节拍，为我指出了这种曲子中的支，啊，正巧也是我熟悉的，我们算是得救了。

人们从车房里拉出辆双轮大车，给它装上支撑，让我们上去。

尽管我和马西亚从未在起合奏过，可是我们在演奏四对舞曲上配合得相当默契。当然，幸亏我们是在为那些并不挑剔耳朵并不灵敏的观众演奏。

“你们两人中哪位会吹短号？”

红脸大小伙子问我们。

“会，我会。”马西亚说，“可我没有短号。”

“我去找支来。小提琴拉得挺漂亮，就是不够劲。”

“你也吹短号？”我照旧用意大利语问马西亚。

“从短号到笛子，凡是切能演奏的乐器，我都会。”

他，这个马西亚，确确实实是件神奇的宝物。

短号很快拿来了，我们开始演奏四对舞曲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演奏得最多的还是四对舞曲。

我们直演奏到天黑，舞伴们不让我们有喘息的时间。这对我倒算不了什么，但对马西亚可真是够他受的，因为他在演奏中担负着比我更艰苦的任务，再加上旅途中的忍饥挨饿，他早就感到劳累了。我见他脸色阵阵发白，好象身体很不舒服，可是他始终演奏着，个劲地吹着他的短号。

幸好发现他脸色苍白的不是我个人，新娘也发现了。

“行了，”她说，“小家伙累得不行了，现在请诸位给演员赏钱。”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从车上跳下来说，“让我们的帐房先生出来收钱吧！”

我把帽子扔给卡比，它接过去衔在嘴上。

因为卡比懂得怎样向赏钱的客人致谢，因而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是对我们更有用处的是他们赏了它很多钱。我跟在卡比后面，看着白花花的银币个个掉进帽子里，新郎是最后个给钱的人，他在卡比的帽子里放了个五法郎的银币。

多好的运气！可这还不算。他们又请我们饱餐了顿，把我们安置在谷仓里过夜。第二天，当我们离开这好客的人家时，我们已有二十八法郎的财产。

“小马西亚，全靠了你，我们弄到了这么多钱，”我对我的伙伴说，“我个人是不可能组成个乐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