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2 / 2）

因为只有强烈的使命感，只有腔热血，所以他敢越俎代庖去把绿营拉来跟团练起操练，甚至到绿营去挖墙脚，挖来塔齐步这样的重要将领，还私设审案局，越过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独掌生杀大权。回头看，这些事做得实在莽撞，实在过于头脑发热，所以他不栽跟头，那才叫奇怪！

栽了跟头，败走衡阳，曾国藩痛定思痛，知道了问题所在，这时候洗心革面，重新来过，最大的改变在两处：则在外，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则在内，有了建立湘军的规划与思路。而这两点，是成就后来的曾国藩的关键所在。你看他在衡阳练湘军的过程，那叫个谋定而后动，那叫个三思而后行，每步都稳稳当当，甚至稳中求稳，不出点差错，直到最后出山，湘军出世，显得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思虑之缜密，考虑之周详，那和此前在长沙办团练的曾国藩简直有天壤之别。

这点和曾国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后来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原来就是曾国藩的学生，想个人成就番事业，所以也回安徽老家去办团练。他不像老师曾国藩办湘军那么求稳，拉起几百人的队伍就立刻想建立不世功勋，结果屡战屡败，不仅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队伍耗了个精光，甚至差点儿把自己的小命也搭上了。后来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独立门户，办了淮军。初次到上海，李鸿章心里没底儿，向曾老师请教，曾国藩教这位得意门生最关键的绝招，就是个稳字。稳下来，不急于交战，越稳越立于不败之地。结果李鸿章严格按曾老师说的办，最后果然使得淮军没有再成为他当年昙花现的杂牌团练。

所以，曾国藩平生十分佩服诸葛亮，诸葛孔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平生不用险，生唯谨慎！毛泽东就评价过嘛，“诸葛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到底，还是个字——稳。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很多人都可惜他不用魏延之计，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先不说这条计可行不可行，这本身就是和诸葛亮出祁山北伐中原并用此以攻为守的策略是相违背的，所以在生唯谨慎的孔明先生看来，魏延此计的提出，弄险而不稳，就是不具战略性眼光的表现。

所以，对于做事，曾国藩曾在他的家训里提出“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又说“安祥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定之中耳。”《曾国藩全集·家书》这就是说要谋定而后动，尤其是这个初始的谋，也就是要有个稳妥的计划与策略，这是做大事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

第三，要有扎实的行动基础与稳健的行动风格。

三国里直有个谜团，就是论才学论武功，于禁在曹操手下都不算是突出的，为什么曹操会把守襄樊援曹仁的重任交给他呢？最终导致关羽水淹七军，于禁甚至还不如庞德有骨气地战死，竟然投降了关羽，做了个降将。问题是向有识人之明用人之明的曹操为什么看于禁看得如此走眼呢？

后来，我细读《三国志》才明白其中的关键。曹操当年征讨宛城张绣的时候，曾经被杀得全军溃散，这时候手下各将四处逃命，唯有于禁临危不乱，边收束败军，边还在撤退的过程中平了青州兵的叛乱。这之后，于禁并不急于来见曹操，而是先稳稳地扎了营，设置好所有的防守措施后才来见曹操。而同时，溃散的青州兵早已到曹操那儿告了状，说于禁已反。等于禁来了之后，曹操也很恼火，问他既然不反，为什么不赶快来解释。于禁说，大军方败，人心不稳，自己先扎好营，万无失后才到主公面前来报到，是不急于辩解个人的清白，而以稳住大局为要。曹操听，赞不绝口，评论于禁说：“淯水之难，吾其急也，将军在乱能整，讨暴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名将，何以加之。”《三国志·于禁传》是说当时惨败之后，连我曹操都乱了方寸，于禁却能稳如泰山，如此稳健，真是古之名将之风。因此，曹操封于禁为益寿亭侯。就因为于禁这种扎实稳健的行动风格，曹操后来才对他直特别器重。

所以，扎实的行动基础稳健的行动风格，向来是被领导者所看重的。

综观曾国藩生，虽然我们说他是理学大师儒学大师，但学术界却大多把他当成是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实学最讲究实用，最讲求现实的功效。曾国藩作为晚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固然在理论上建树颇丰，但在实践上讲求实用才是他最突出的地方。

要讲求实践效果，扎实的行动基础与稳健的行动风格就是必须的。在这点上，很多人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稳健的行动风格与创新的探索精神对立起来。很长段时间以来，我们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推崇所谓的冒险精神，并把勇于创新的冒险精神等同于敢于钻营的投机精神，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认为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所以只需冒险，不必求稳。但事实上，时机确实是个点，可机会往往是个段，没有扎实的基础与准备，再好的机会也终将会错失。所以，机会主义的本质其实既是左倾的，也是右倾的。

曾国藩虽然带兵打仗，虽然也认为兵者诡道也，但他从来不投机取巧，他治军最有名的策略是句很凝练的口号，叫做“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要狠抓基础，狠练基本功，每仗都要稳稳当当地打，便是速战，也要稳打；便是奇袭，也要稳攻。这倒是他军事思想中非常独特的块，后来蔡锷练新军，蒋介石治黄埔，对这点都分外推崇。

其实，曾国藩在兵法上强调稳，比起进攻来，更注重的还是防守。他作为湘军主帅，常跟手下的将领强调说，便是身陷重围，也要有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坚守的胆略和气度。只要有这份稳劲儿，任他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所谓“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随他横，明月照大江。”到了这个境界，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他在曾国荃孤军深入身陷重围之际，别的方法想不出来，所能教给他弟弟的救命绝招，还是这个“稳”字。而曾国荃开始也是急得有些乱了方寸，才拼命地找大哥求援。等到看到大哥的来信，再看也没什么援兵能派来救他，所以索性横下条心，“稳扎稳打，机动则发”，准备实践他老哥的治军名言。

那么，这个稳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效果到底如何呢？

回到同治元年金陵城下的鏖战，李秀成二十多万大军把曾国荃两万湘军重重包围，但打了整整四十六天，太平军居然没能攻下曾国荃修筑的环型壕垒，最后李秀成只得撤围而去，曾国荃居然就靠这个看上去根本不像办法的“稳”办法，逃过了灭顶之灾。

当然，太平军二十万打不过湘军两万，这听上去也像个谜，所以后来很多人对这段军事史上的谜案都非常感兴趣。比如写了《湘军志》的王闿运就说，主要原因是李秀成的心思都放在自己苏州小天堂的建设上，他来金陵城下是迫不得已，是迫于洪秀全的严令才勉强应付的，所以李秀成无心决战。四十六天的仗，虽然打得炮声震天，副很热闹的样子，但其实就像过年放炮仗，只是做样子给洪秀全看。

这么说，当然也是有些道理的。但要说李秀成完全是做戏也实在不切实际，因为他也不是不想灭掉湘军。说四十六天的仗只是像过年放鞭炮，也实在太过想当然，因为这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激战毕竟打得很艰苦。曾国荃结硬寨，打死仗，死守壕垒，最后亲自上阵，身负重伤，连鼻子都差点给太平军削掉，作为主帅伤成这样，可见这仗打得激烈到了什么地步。所以虽然太平军方面的外因是曾国荃逃出生天的个重要原因，但曾国荃自己的内因才是他能逃出生天的关键原因。

后来曾国荃对王闿运的《湘军志》非常恼火，因为他“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的战功被王闿运轻轻几笔就抹杀了，所以他下令把《湘军志》这本书的制版给毁掉了。

曾国荃终于逃过了灭顶之灾，也终于在金陵城下站稳了脚跟，此后的三年时间，他更是坚守这个“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的作战方针不动摇，直到最后攻下天京城，成就了时功名。

所以曾国藩感慨之余曾经写过副名联送给曾国荃，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下联是“办事无声无息，既要老到，又要精明”。很通俗，也很贴切，这是把打仗和做事都说了，但不论打仗还是做事，强调的根本还是在个“稳”字。

其实，“不冒进，稳为上”的行动智慧，单单从“稳”这个字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简化字的稳是个“禾”加个“急”，以至于有人认为有事就算稳，也得急着办。事实上这是个误解。繁体字“穩”字右半边的原意是用手捧住心捧住口的意思，讲的是遇事谨慎，有条有理，不轻言妄动，所以它才会以禾苗的禾为部首。

禾苗是怎么生长的呢？

非得不知不觉不急不躁不徐不慢稳稳当当才行。

若急了，若不稳，那就拔苗助长，适得其反了。

//。

第12章 祁门之误

我们之所以会评点曾氏家训，是因为曾国藩完全算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的出色的教育家。

当然，有人可能会对此提出疑问，他又没办过学校，又没当过校长，甚至没有正儿巴经地当过老师，怎么能算得上是教育家呢？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早就说过曾国藩虽然没有当过老师，但他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个出色的教育家，尤其是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得失，用那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家族子弟，并行之成文来教育后人，其影响之大，完全对得起个教育家的称号。

这是说曾国藩善于反思反省，善于像他的老祖宗曾子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善于并敢于直面自己的个性缺点及人生缺憾，并把这些反思反省作为教育后人的经验，这点，恰恰是个教育家所应有的胸襟与胸怀。

如果你了解曾国藩的生和他全部的人生轨迹，这么说也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实至名归。他确实是近数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善于也最勇于自省的人，几乎每件事他都能客观地从成败得失各个角度进行自我审视，这其实也是他最后能成就自我的关键。

但所谓挂漏万，同样，挂万也会漏，我细读曾国藩的生平，却发现有件大事，是件大事上的失误，曾国藩居然就从来没有反思反省甚至做过哪怕并不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个疑问也让后来的很多学者不解，而这个非常不符合曾国藩处世风格的悬案，就是他的祁门之误。

公元1860年，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稳扎稳打，沿长江线，与太平军经过反复鏖战，终于打到了安徽。

说起曾国藩的战法，也十分奇特。他1853年建立湘军，1854年即取得武昌大捷，这也是清军对太平军的首场胜利。当时太平军主力已经攻占了南京，并把南京改名为天京，然后在那儿建立了太平天国。这样来，南京就成了太平天国的都城。所以当时围剿太平军的清军各部，纷纷拥到南京城下，所谓擒贼擒王，想举攻下南京城，这样才是剿灭太平天国起义的首功件。

当湘军获得武昌大捷之后，咸丰皇帝高兴得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先是直接给了曾国藩个相当于湖北省长的湖北巡抚的实衔，后来经人提醒，想起满汉相防的祖训来，才又免了曾国藩湖北省长的实职。但咸丰对曾国藩湘军的期望值却点也没减，当时咸丰给湘军的命令是，希望他们直取江浙，会同清军的绿营和八旗主力，会攻南京，举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这样，就可以彻底剿灭太平天国起义。

事实上，不仅咸丰希望湘军能直攻南京，当时湘军的许多将领也希望能参与会攻南京的作战任务，因为那是最大的功劳，也是最大的杯羹。既然出来打仗，谁不想乱世获首功直接平天下呢？

而且，当时绿营的清军主力已紧随太平军攻到了南京城下，几十万清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把南京城围得水泄不通，这也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现在别人都跑去南京了，而且还有皇帝的圣旨，所以湘军的将领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肋生双翅，直接飞到南京城下，去跟绿营争高下，看谁能首建头功。

可奇怪的是，曾国藩在反复斟酌之后，并没按咸丰的旨意办，也没按他手下那帮兄弟所希望的意思办，他设定的对太平军作战的战略方针居然是耗时耗力地稳扎稳打，个萝卜个坑，沿长江中下游线，个城市个城市的攻城拔寨，直到打到南京城下为止。

虽然很多人不理解曾国藩，但像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这些湘军骨干都支持曾国藩的想法，于是，湘军眼看着绿营远在南京城下的江南江北大营吃喝玩乐，自己却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与太平军在长江沿线的鏖战。

曾国藩的湘军从湖南出发，先是多次与太平军鏖战湖北，然后沿江而下，进逼江西。在江西，湘军打得最惨，曾国藩多次败在老对手石达开的手下，在鄱阳湖湖口之战中，曾国藩被石达开逼得差点又要自杀了事。这样，在经过了可以称之为十分艰苦的数年鏖战之后，湘军主力终于在1860年的年初打到了安徽。

安徽紧邻江苏，再攻克安徽就可以直逼南京城下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个重大的变故——太平军出奇兵接连攻破江南江北大营！

事情是这样，1859年，洪秀全的堂弟，即后来写出著名的《资政新篇》的那位洪仁玕来到南京投奔洪秀全。洪秀全喜出望外，经过天京内乱之后，太平天国已经元气大伤，而洪仁玕又是个对西方文化颇有了解的人才，洪秀全立刻封洪仁玕为干王，并让其全权主政。

洪仁玕上台，要烧新官上任的第把火，要干出点实绩来给人看看，立刻决定谋划拔掉围困南京整整七年的江南江北大营。他与太平军后期的主要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商议，制定了整套围魏救赵奇兵突袭的奇计，引动围困南京的清军主力出大本营来救援杭州等清军把守的重镇，然后突然杀个回马枪，倾太平军全力，连破江北江南大营，把围困南京的清军主力基本全歼。

这下，清政府朝野震惊，而太平天国则是人心大振。看上去，这对太平天国来说应该是个大喜事，对清政府来说应该是灭顶之灾。但别着急，我们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太平军这个绝大的胜利，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清政府上下人心惶惶，但湘军将领上上下下却都暗地里高兴。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有江南江北大营，湘军直不被当做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连个巡抚的实职都弄不到，湘军的地位也直得不到承认。现在江南江北大营破，除湘军外，朝廷再无可用之兵，左宗棠立刻喜形于色，而胡林翼更是断言：“朝廷必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之事可措手矣！”。就是说，江南半壁江山的事，只有曾国藩可以作主了，朝廷马上就会对曾国藩委以重任。

果不其然，不久，连争个巡抚都难的曾国藩很快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兵部尚书，主管东南各省的军政大权。曾国藩下成了东南第重臣。

大家都觉得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下扬眉吐气了，这下他们应该直取南京，去替代绿营原来在江南和江北大营的位置了。可是曾国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还是不紧不慢，还是按部就班，不赶着去江苏填绿营留下来的空缺，而是死死地在耗在了安徽。就在这时候，他犯了个军事指挥上的大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祁门之误。

曾国藩坐镇安徽，分兵江浙，要照顾各省各地战局，他思虑再三，要把湘军的老营，也就是湘军的大本营扎在个叫祁门的地方。

祁门现在属于黄山市，原是徽州六县之，它坐落在大山里面，向来号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全是山。

曾国藩要把老营安在祁门，第个坚决反对的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李鸿章说：“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薛福成《庸庵笔记》就是说祁门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只有南北两条大道贯通。这是个盆地状的地形，老营设在盆地里，就像是在个锅底里，这是最危险的了。人家前后大道堵，你逃都逃不出去，这就是兵家所说的绝地。曾老师你这么聪明，怎么能把老营安在这儿呢？

那么，老营不放祁门应该放哪儿呢？

李鸿章建议，应该设在池州的东流，这个地方背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交通便利，最为理想。

可曾国藩主意已定，根本不听李鸿章的劝谏。李鸿章也不服气，鼓动了批同僚来跟曾国藩提意见，曾国藩后来火了，拉下脸来说：“尔等如此厌恶祁门，是不是害怕了？若胆怯，可各散去！”薛福成《庸庵笔记》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李鸿章只好憋了肚子的气，跟着曾国藩来到祁门。

曾国藩到了祁门看，也有点后悔了，祁门这个地方果然如李鸿章所说，形如锅底，确实有点兵家绝地的意思。按照曾国藩敢于反省勇于认错的精神，这时候他不是没可能改变初衷。可奇怪的是，曾国藩虽然略有悔意，但还是把大本营扎在了这个形如锅底的祁门。

既然形如锅底，就有人来打破沙锅让你漏到底！太平军名将陈玉成李世贤为救安庆之围，西征两湖，听说曾国藩扎营祁门，顺路就来捅他这个锅底。曾国藩临阵出昏招，像诸葛亮用马谡去守街亭样派了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李元度去守徽州，结果马谡失街亭，元度失徽州，弄得曾国藩大义灭亲“挥泪斩元度”，引发了湘军团队里“二李见背”的著名公案。

二李就是李元度和李鸿章。李元度从此与曾国藩分道扬镳，而当祁门大营被太平军重重围困即将灭顶之时，李鸿章也借着李元度事件，跟曾老师大闹场，最后扬长而去。

即便如此，曾国藩还不认为自己错了。他买了口薄皮棺材，写了封遗书，坐在祁门那个锅底——等死。

后来，天无绝人之路，曾国藩手下悍将鲍超拼死救援，左宗棠也率楚军猛攻陈玉成侧翼，陈玉成判断失误，以为曾国藩有重兵埋伏，又因为此行作战目的是借西征来围魏救赵，兼之他的信息工作极不到位，竟然不知道他们最为痛恨的“曾妖头”就在祁门，所以临阵撤兵。太平军只?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