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章（2 / 2）

除了外国画报，张震有时还从单位里偷偷地拿出这样一些东西：弹簧、钉子、木材、绳子，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家中，琢磨着如何买上一些质地粗放的布料，如何到朋友家里或沙发店中捉摸最新款式的沙发是怎么一个模样，随后，度过了江南造船厂沉重的带缆“生活”后的张震就在自己的家中完成了1972年的年度时髦：木扶手、小包手的单人沙发。这个年度远远还没有大包手沙发，更没有三人沙发，这些沙发的出现还留待未来的日子。

天性聪慧的张震等不及对大包手沙发作出判断，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音响上。

1972年的那些日子里，当彭寿康在长阳路的街面房子中苦苦地对电子管收音机作着求索时，每个星期天，张震一早走出协盛里，来到当年对上海人有着特殊意义的“淮国旧”以及牛庄路，在8寸、12寸、18寸的线圈与铜盆喇叭前举棋不定，他要选择这中间的一个喇叭来完成他对音乐世界的致敬。

张震真切地记得自己将家中的一个被头柜彻底拆掉敲成一个喇叭箱的情景，他在这个喇叭箱中放进了从“淮国旧”中淘来的12寸喇叭，当他终于完成这个时尚工程时，月薪36块的他已经在这上化去人民币200多元。

“准小开”张震还没有到此为止，颇有家底的他又在自制的喇叭箱上放上了一台78转的密纹唱机，随后，如同多年前用一块黑布将老虎天窗遮挡个严实，他关紧了家中的全部门窗。他在黑暗的房中倾听着唱针在密纹唱片上划过时那阵阵细微的声响，他倾听着从唱片中传出的《梁祝》、《林冲夜奔》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弹唱。张震不是革命者，张震也不想成为革命者，不是革命者的张震在七十年代初期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管自沉浸在那些让他泣不成声的音乐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心驰神荡了。

接着，张震又自制了落地音响。

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那是彭寿康已经用自己的12寸电视机为左邻右舍放映让人毛骨悚然的《追捕》时候，酷爱音乐的张震以500元的昂贵代价购买了日本三洋公司出产的两喇叭录放机。心灵手巧的张震停止了自己的“原创”，他知道，再聪明、再能干，他也无法比拟强大的日本电子工业，合理的做法是以较高的代价购买日本产品，从而购买一个由佐田雅子代表的音乐世界。

时间之水流向新的河床，他顺流而下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1）

1978年和1979年的那些日子。

空气中不再充满紧张、萧瑟的气息，那种始终的阴霾也正在逐渐地消散，大街上与毛泽东一起悬挂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的大幅照片，这个面貌极其憨厚的汉子与下面这些东西一起成为未来阳光社会的必要前提：6000万吨钢铁加上4亿吨粮食加上四个现代化。

人们十分耐心地排着长队在购买伟大的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夏洛特·勃朗蒂夫人开始正式地浮出水面，一个叫卢新华的男生成为所有在这个时期做着作家美梦的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共同偶像，这就如同一个叫周杰伦的男生在今天成为无以计数的上海年轻男女的偶像。

这个时候，上海的年轻男女并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叫食指的诗人始终如一地表达着的对“制度”的愤怒，这种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与那个“古拉格群岛”上的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这个时候，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会也不可能关注着发生在1978年11月8日南美洲圭亚那的一次人间惨案，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带着他的全部信徒在密林深处集体走上天国之路，一直要到很久之后，中国的一个诗人才在《琼斯顿》的诗歌中对这次死亡事件作了一次庄严的回应。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洞察到当时“阳光情感”背后的空洞性、虚幻性，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洞察到后来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即将发起的对西方文化的严厉批判。

在美国记者琳达·马修斯《北京正处于美国文化侵略的前夕》的报道中，她是如此记载当时北京（因此也一定是上海）年轻的城市男女的心情：

数以百计的中国青年在欢度1978年除夕时，跳舞直跳到黎明。一个20岁的女学生在观看她的朋友随着“星期六夜晚之狂热”的音乐练习舞步时，“我就爱这种美国音乐。”

这个时候，在上海江宁路702弄的江宁别墅中，一户姓曹的人家也正沉浸在1978年的“阳光心情”中。

十二年以前，“造反者”来到这里，先将曹先生家中的所有红木家俱一网打尽，随后，因为在曹先生家中抄不到细软而心犹不甘，便将曹先生与他的太太押到不同房间中进行所谓的“背靠背”审训，最后从曹先生的太太口中诱骗出藏在曹家大姨妈家中的全部细软。

十二年之后，曹先生在1978年的“阳光政策”中获得人民币8000元左右。那天，他把五个子女叫到自己的房中，说：你们的姆妈跟了我一辈子，也为你们做了一辈子，因此，我想，补到的这笔钱全给你们姆妈存了起来，供她未来生活所用。你们呢，每人发个100元，算是大家高兴高兴。

那天曹家一片欢声笑语，曹先生的儿子曹忠铨也特别激动，这个经年在海上漂泊、有着作家之梦的男儿，那天悄悄地做了这么件事：将他的100元喜钱汇给了此刻还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大阿弟。在汇款单上他这么意味深长地写着：阿弟，一切正在改变。

同一时间但不同地点和空间，生活在当年老上海卡德路一带的朱寿昌先生，也在某个早晨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天终于变了。

与尤大宝非常相似，朱寿昌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开”。1949年前，他的父亲拥有两家玻璃厂，家中还有一辆“奥斯汀”轿车。49年后，朱的父亲经历了大陆中国所有资本家必经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随后公私合营，再随后拿取定息。在父亲强大的资本庇护下，长子朱寿昌无须担心衣食住行更无须忧愁油盐酱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朱寿昌也没有多吃南瓜面疙瘩，罐头食品有效地补充了他体内对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记住了“午餐肉”那份独特的口感和香味。作为“小开”，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埃尔令”等等舞厅，这让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转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寿昌?</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