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二章谈判陷入僵局
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书迷们还喜欢看:。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什么是底线,不造反、不做出打砸抢的事、不扰乱社会秩序、不违反法律,这就是底线!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
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
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老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老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书迷们还喜欢看:。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也正是因为如此,朱代东很理解今年国务院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
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
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
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如果让朱代东代替黄子良选择,他会接受一部分工人代表的意见,但对于其中的一些要求,却要坚决制止。比如“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不是开玩笑么?改革就是要打破大锅饭,你下岗了还要享受在职工人的同等待遇,那别人的积极性又怎么提得上来?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人人都喜欢下岗。
对于前面的三条要求,可以有选择性的接受一到二条,全部答应不可能。至于惩治,可以忽略不提。朱代东人虽然在大会议室里,但对旁边不远小会议室中,黄子良跟工人代表的谈话,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可他也仅仅只能听听而已,包括田宇豪在内,到了这里,都只有乖乖听指示的份,绝对不能胡乱发表意见。你知道你说的话是否正确?到时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往小里说,会影响政治前途,往大里说,会有牢狱之灾。
朱代东看到时友军端坐在前面,只有两排座位的距离,本想过去跟他说说自己的意见,但还是坐在了座位上。当着县里这么多领导的面,自己去找时友军汇报,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何况,这样的事,就算找了时友军,也未必有得。得想点别的办法才行,跟政府作对,谁会有好下场?最终吃亏的还是外面那些工人兄弟。
沙常市下辖三县两市,每个县市在会议室里占据着一块区域,雨花县来的最早,就占了位置最好的一块地方,靠近窗户,同时跟市领导也最接近。
“田,王县长,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不知道是否可行?”雨花县的常委,倾巢而出,全部到齐。朱代东的发言,可以说跟在常委会上一样,但是因为位置关系,他们的说话声音不能太大。
“代东,有建议就提嘛,如果可行,马上向县里汇报。”王力军笑着说。
田宇豪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下意识的要去抓身为的水杯,可拿到手的却是一瓶矿泉水,这里可不是县委的办公室。
朱代东好像没有发现田宇豪的异常一样,缓缓的说:“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集会的工人,除了少部分是退休工人和儿童外,绝大部分是三十至五十年的青壮年。他们大多来自三四六七九厂和市机电厂,这可都是军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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