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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仅仅迟疑了两秒，重新迈开脚步，在转过路口的霎那，迅速贴在了阴影里的墙壁上，整个人被黑暗严密裹藏。但也因为距离太远，我听不清他们对话的具体内容，而且，他们用得是北新当地的方言。

一丝疑惑悄然爬上我的心头。高志杰不是南桥人吗？

在断断续续的声音里，我又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黑子。我终于忍不住，探出头往外窥视，女人背对着我，躬身抓住高志杰的胳膊用力摇晃，动作惶急。这一次我听清了她的话：“他在哪里？”

我冒险把半个身体都探出去，看见高志杰甩开她的手，口气烦躁，字句含糊地回答：“嫂子……不能说……没死……过阵子……”

不等我下令，我的大脑已经自行拼凑起了那些词句，嫂子，黑子，没死，不能说。碎片连起来的刹那，我听见风从胸口呼啸穿过的声音。

现场只有两具尸体，如果这个黑子没死，那死的是谁？

我呆呆靠在墙上，感到双膝发软，装着食品的塑料袋从掌中滑落，发出刺耳的噪音。说话的声音静止了，他们一定发现了墙后有人，我应该立即逃跑，可是我站不起来，仿佛身体机能已经停止，连时间也停止了。

当我回过神来，女人不见了，高志杰居高临下站在我面前，背着光，他的脸上是一团黑影，而我蜷缩在他脚下，抖如筛糠。

“你是什么人？”他扯住我的衣领把我提起来，脸几乎贴在我的脸上，浓烈的酒臭从他嘴里喷出来。

我呆呆盯着他，目光却涣散着，我问：“周圣宇呢？”

“谁？”他紧紧皱起眉，似乎是在惶惑地回忆着，我的视线渐渐有了焦距，盯着他，他又惶惑地摇摇头，“不认识。”

“当时在仓库里的人，姓周，”我死死瞪着他的脸，“他在哪里？”

听到仓库两个字，他醉醺醺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疑惑，眼球上翻着，恍然大悟般哦了一声：“那个人，那个小子啊……”他忽然大笑起来，“死了，哈哈哈……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他止住了笑声，但和我对视的眼睛里仍是一片混沌。然后他慢慢举起右手，食指和拇指伸直了，朝我的眉间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这样……死了！”

风从我的胸口穿过来，又穿过去。

他再次笑起来，边笑边摇摆着身体要走，我扑上去抓住他的头发，掌心的触感滑腻，但我连反胃的感觉都没有了，只是用尽全力紧攥不放，我的喉咙里咯咯作响，几乎是嘶吼出声：“为什么黑子没有死？你和黑子什么关系？你跟那场火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杀了他？是不是你！”

下一刻，我的脸上挨了重重一拳，紧接着狂风暴雨般的疼痛袭来，我的嘴唇破了，满嘴都是血的腥甜味道。高志杰一边含混地咒骂着，一边对我拳打脚踢，我蜷缩起身体，一开始双手还因为本能而护着头，渐渐的，我放弃了，有什么用呢，我打不过他，我谁也打不过，这个世界上我或许就打得过周圣宇，其实我知道他每次都让着我，他完全可以一拳就把我敲晕。

有什么用呢，周圣宇死了。

在纷乱的脚步声靠近之前，高志杰跑了。我被陌生人扶起来，有人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目光呆滞绝望地望着虚空，摇摇头，把地上散落的食品慢慢捡起来放回塑料袋里，温热的液体沿着下颌滑下，滴落在胸前，鲜艳的红色一如十年前。

早在十年前我和他就只剩下彼此了，除了他我其实谁都没有。

我慢慢提起袋子，往家的方向走去。

迟海风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过我，有没有去过南桥。我撒了谎，其实我去过。碰到高志杰的一周后，我请了一个长假，只身一人去了南桥，潜意识里我仍然不信周圣宇死了，就算是死也不能那样悄无声息地死。

我利用内部人士的身份打电话到南桥西区分局，结果被告知高志杰和刘建辉早在那起火灾事件后不久就双双离职，他们原来登记的住址也已经人去楼空。

我绕回到码头上，原本烧毁的地方修建了新的仓库，顶棚的绿漆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我绕着仓库一圈一圈地找，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找什么。

仓库旁边是一片荒草地，荒草地的另一边，是一座废弃的烂尾楼。正午时分，阳光灿烂，海边的风又湿又软，路边盛开不知名的白色小花。透过蒸腾的热浪，我望见一个灰扑扑的人影朝这边张牙舞爪地跑过来，手里还捧着一个铁锈斑驳的盆——是个流浪汉。

他跑到仓库旁停下，离我不过十米远，却像是完全看不到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铁盆放在地方，这时候我才看清，盆里有一沓纸。他跪下来，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了纸，铁盆里立刻冒出火焰。

流浪汉盯着那团火，脸上有奇异的悲伤的表情，口中念念有词。

我慢慢走近他，在他身前蹲下，和他一起盯着那一团火，燃烧的纸有些是广告传单，有些是肮脏的书页，还有些似乎是学生的作业本，很明显是从各处垃圾堆里捡来的。

“你在干什么？”我问。

他抬头看看我，回答：“烧纸。”然后继续小声嘟囔。

“给谁烧？”我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在跟一个脑子有问题的流浪汉搭讪。

然而他回答的很清楚：“朋友。”

“你也有朋友？”我想对他笑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我想是不是我也该在这里烧一盆纸，给周圣宇。

“朋友，”流浪汉念叨着，一会儿双手合十，一会儿摇头晃脑，一会儿又指着旁边的仓库，表情变得瑟缩而恐惧，小声说，“死了。”

我望着他的脸，愣了一下，接着整个人如同冻结般僵住了。我直勾勾看着他：“你说什么？你的朋友怎么了？”

“朋友！”他猛然提高了声音，尖利的声线几乎划破我的鼓膜，他的手神经质地抖着，却准确地指向仓库，“死了！那里！死了！”

我用一种连自己都听不出的声音问他：“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死的？”

“死了，死了。”他念叨几句，又恢复了平静，重新盯住火焰，嘴唇翕动着，发出我听不懂的音节。

我伸出手，缓慢而耐心地、一点点摸索他的肩膀，如同安抚一只小动物那样摩挲着：“告诉我，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死的？他怎么死的？”

对一个脑袋有问题的流浪汉，我并不指望得到清楚的答案，我感觉自己正在捡起一些碎裂的拼图，这需要很多耐心，可悲的是，也许有的拼图根本就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