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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刺史府邸，刘裕的府邸要比桓玄的清净的多。此刻仍是桓玄的天下，刘裕叛变只是密谋，因而府中上上下下皆是戒备。

陶潜进了府邸，真觉如同隔世。子期死了，桓玄篡位，当年的好友、豪杰，已然物是人非。如若桓玄能够守住底线，如果他不杀子期……陶潜想，自己这又是妇人之仁了。桓玄和子期，和他并非一路人。守丧在家的日子里，他思来想去 ，这才想明白，也许乱世之下，很多事情都是迫不得已，子期看似无辜，但他千里迢迢投奔敌人的举动，真要猜疑，也未尝不是疑点重重。

更让陶潜伤感的事正等待着他。当年桓玄便是在此地招他入府。现在坐在主人位置的是一位陌生的将军，与桓玄比，少了贵族气度，似乎不怎么读书，勇武有余，那人便是北府兵之首领刘裕。见陶潜进来，刘裕不急着起身，他的公文在手，陶潜只好站立一旁，不能坐，又走不了。他那时便知道，这位不是桓玄，他进而悲哀地想道，他可能还不如桓玄。

刘裕没有让陶潜等太久，他办事雷厉风行，这点倒有些桓玄的风格。他几乎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赏识，也看不出轻视，他就只是言简意赅地对陶潜说：“早听闻先生大名，我府中有一处讲习所，专门为我的部下讲课，先生便去那里吧。”

说完，也不等陶潜答复，挥挥手便让他下去了。

第二日，陶潜被匆匆带到军营边缘的一处新搭建的简陋小屋，那就是陶潜工作的地点。陶潜围绕着小屋走了一圈，耳边想起了军人们操练的声音。刀枪剑戟之声在耳侧，士兵们正学习怎么杀人，他却要以此为背景，讲讲什么叫做仁义道德，君臣国家。他想，陶潜啊陶潜，你怎么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这份工作看来又是没法干了。他不能直接请辞，担心得罪刘裕。于是请求调转到建威将军处做参军，理由是离家中更近。

他对亲族中有威望的长辈说，只希望能够做县令这样的小官，挣点钱，以充作归隐的经费。

刘裕不在意这位归隐高人的所在。他要的不过是一个清高好听的名声。于是陶潜由刘裕处调至建威将军，然后又由参军专做家乡的一个县令。

三径之资的话语当然是托词。到任县令后，他的行事愈加荒诞。县官能分到两百亩地，以贴补家用。他要求把所有的地都种糯稻，因为糯稻可以酿酒喝。妻子和他讲道理，好言相劝，才最终说服他用五十亩的种稻米。一次上级督查来巡视，陶潜不穿官服，不修整仪容，旁人提醒，他借机大怒，索性撇开县官不当，径自回家了。

仕途之路令他沮丧。王凝之善于书法，做官却糊涂透顶；桓玄的能力虽强，野心也大；最后这一位刘裕，明面上做忠臣，利用归隐的名士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内心里，不过又是一个伺机而动的桓玄罢了。陶潜等了一辈子也没有能等到乱世的终结。而他终于放弃了做官的念想，宁可一生为农，一生清白，心胸坦荡。

他在文章里写：“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 ”

而他自己则开始了顺天知名、无为而治的归隐生涯，以至百年。任凭别人再怎么劝诫，他再不曾回到官场上。在他年老的时候，逢上灾年，家中储备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多，临去世前两年，六十多岁的陶潜再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他幼年时正逢家道中落，父亲又早早去世，从小挨饿受冻，如今已过花甲，命运再次让他重温了穷苦的日子。在冷风瑟瑟的初冬，他还穿着夏日的葛布衣裳，惟有写文章时，他是放松的、自由的。

这个时候，新任刺史檀道济来看望挨饿受冻的陶潜，带了腊肉和好酒，再次表达了请他出仕的意思。他说：“圣贤在乱世时归隐，在太平年间便出仕。您何苦执意要过这样的贫穷日子？”那时，距离桓玄叛变已经过了二十年，东晋亡了。那个领兵勤王的刘裕，终于还是篡位，自己做了皇帝。他果真青出于蓝，桓玄不过是篡位，毕竟留了晋帝的性命，杀了司马道子，而刘裕篡位后，命人杀死了皇帝，将司马一家灭族。对这样的时代，陶潜连批判的兴趣也没有了，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没有你说的那种志向。”然后几乎是赶走了檀道济，将那些酒啊肉啊一并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