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时无刻都在想:“他为什么要杀他?”
“他那里来的本事杀他?”
“他有这样的本事杀人,会只是一个普通的戏子吗?”
“他是谁?他是哪一方的人?重庆的?还是延安?”
“还有谁知道他杀了邓金?”
“别人知道我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一起,我该怎么办?!”
“他欺骗我……利用我……折磨我!”
他现在看每一个人的笑容都有了深意,听每一个人的话都觉得另有潜台词——都准备着敲诈他,准备着举报他,都想踩着他的尸体去风风光光升官发财。他随身带枪带弹匣,再没有坐过不防弹的汽车,也再没有独自出过门。
可他夜里做梦,却常常梦到邓月明。那蒲柏路的弄堂里,无线电唱着李香兰,石库门一座并着一座,京剧脸谱一般的门面,横向拉着许多的晾衣绳与电线,像是一个人已经老了,眼尾布着秋意。他站在石库门下,仰头叫着邓月明。
邓月明探出身来,穿一件赭色的老气长衫,逆着天光,却镀了一层明亮的,柔软的金。
“嗳,沈先生。”他笑着回答他,他也笑着应着。
梦醒时分,他面上都是泪,窗外梧桐依旧,邓月明却已经死了,大概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顺着一条黄浦江,尸体冲到东海去。起先以为是失踪,路晓笙报了警察局,警察来询问,他又问起当天开车送月明回去的卫士,才知道白老太太下了命令,要邓月明的命。他听着真相很平静,甚至有些欣然,因为邓月明是为他而死。
“生死大事。”沈文昌对路晓笙笑道:“我在他命里的分量。”路晓笙从此恨透了他,势必要和他官司打到死。
文化部举办宴会时,他又见到了路晓笙。大概是磋磨久了,终于平静了一些,路晓笙不再对他恶言相向,也不再高声痛骂他“谋杀犯”,只是静静的讲道:“那天我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就放在导演办公室里。”
他也静静的听着,听完一点头,转身离开了。
宴会里没有人注意到他,全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气里,举着酒杯听致辞。整个宴会装饰的富丽壮伟,隐约靠向洛可可的风格,像战前的香烟招贴画,最符合中国人想象的欧洲风格。沈文昌一直往外走,走到晚冬的夜色里。天上没有月亮,乌云漫卷着,他没有戴帽子,没有穿大衣,手里依旧端着宴会里拿的酒。
第二天,他仍然到76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挂汪主席,悬和平建国旗。
一九四四年,沈文昌在上海做文化官。
《新欢旧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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