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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弼之说他“胡说八道”，然后和他一起献了血。

如今红十字会打来电话询问，蒋弼之亲自回过去，说他愿意。

对方说可以给他一星期的时间来了解相关信息，还要争得家属同意。

蒋弼之打这个电话时，陈星就在他旁边。他看了陈星一眼，对电话那头说：“已经了解过了，家属也同意。”

尽管他答应得干脆，红会还是谨慎地给了他几天考虑时间，之后才抽了管血去做高分辨配型。

在等结果的这段时间里，陈茂作为为数不多的知情者之一，忍不住劝阻过一次。他找当医生的朋友认真打听了，知道捐献本身是有一定风险的，动员也有不小的副作用，之后还会造成一段时间的免疫力下降。

蒋弼之听完不为所动，“我已经找医生详细咨询过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任何医疗过程都有副作用和风险，连阿司匹林都不是百分百安全的。这是救人，算是逆天改命，总不能一点代价都不付吧。”

陈茂听后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却在看到他旁边的陈星后又忙把头扭回去。

陈星正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眼神目不转睛地望着蒋弼之。

陈星平时不会在公司员工面前对蒋弼之露出亲昵之态，尤其不会当着陈茂做出什么逾矩的事。但这会儿他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澎湃之情，倾身在蒋弼之嘴唇上亲了亲。

这一吻包含了无数感情，有崇拜、有感动、有担忧、有祝福……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

“我和小月做过的最坏的打算，就是骨髓移植——其实也不算最坏的打算，能移植就还不算最坏。有的人就是等不到合适的骨髓，拖太久把身体拖垮了，最后就算有配上的，身体恐怕也受不住了。我们还是幸运的，配上六个点，虽然不算高，但起码能用。也有人之前吃药就把钱都花完了，最后没办法了只能打针拖着，拖一天是一天……”

蒋弼之其实全明白，陈星的危机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全是命运所迫。他花钱谨慎，父母留下的遗产不敢多动，就怕坐吃山空，怕万一陈月要做手术，到时候钱会不够用。

可他后来还是铤而走险了。那种状况下，换做别人早就放弃了，一个月八万的药，有多少人敢这样吃？可他真就敢。有那么多可以替代的治疗办法，就算是已经有了耐药性的一代药，也不是不能凑合，可他偏不。

他只说过一次，“小月可怜，爸妈和爷爷奶奶走的时候她太小了，不记得什么，等于这辈子就我这个哥哥。我是被爸妈他们宠爱过的，我得替他们对小月好。气馁的时候就想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想着要是他们还在，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要给小月最好的，那我就也得给小月最好的。命运对她不好，我是哥哥，我得对她好。”

蒋弼之曾经不止一次地思考，到底是他本性如此，还是因为太年轻，经事太少，不知这世上有些事就是不可为。后来他懂了，陈星只是习惯了逼迫自己，这是他的处世之道。

这种处世之道给他带来许多缺点，也给他带来陈月的康复。

一个月后，蒋弼之接到电话，高分配也通过了。

接下来就是体检，二十管的血抽出去，蒋弼之这种身板的都有些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