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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砖房上的门陆续打开，沉寂了两个时辰的院子重新开始活跃。一个只穿条小裤衩的小胖墩蹒跚着走过来，显然他刚刚学会走路，急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时只朝我偏了偏脑袋爪。但走过一截，他突然顿住，满脸惊喜地回头看着我，而后走回来，抬起一双小胖手万分信任地放到我手里，甜甜地喊一声“姐姐！”胖乎乎的脸蛋上全部神情都都似乎在说：“好姐姐，我出世以前就认识你呀！”
目睹这一幕的邻居乐开了。
“你们说小沙是不是只能当姐姐嘛！王老师刚从上海把儿子带回来，第一眼看见她就喊姐姐，又没有人教过！”周老师的爱人徐阿姨笑着说。
“她哪象二十岁的人，皮肤细嫩水灵得象奶娃儿一样！”伙房杨师傅的爱人赵阿姨说，爱嗔地瞥着我。
“小沙笑起来，脸上那对酒窝才好看死了呢！”蔡婆婆在洋台上喊。
“前几年，李老师还住在前院，那时后院没有水龙头，我去前院接水，见水龙头边围了好多人，都盯住一个女孩看，我过去一看，原来是晓沙！我跑回来问老周：前院那个女娃是哪家的啊？长得太乖了！谁知那个迂夫子一问三不知！”
“哪家的女娃，我们院子的乖女娃！”刘胖子同母亲从豁口走来，敞着大嗓门接茬，朝我问：“头发上别发夹干什么？光那一头天生卷发已经让满天下的女娃眼红了！”
“头发太蓬，不用发卡压一下不行。”我说。
“为啥不留长头发，梳辫子？”
“头发掉得太励害。”我压低声音，不想让母亲听见。
“也是，以前晓沙两条长辫子又粗又柔，真是找不出第二个！”刘胖子说。
“呃，不知咋的，晓沙是没有前几年好看了！”徐阿姨不解地说。
“是啊，人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怎么晓沙倒……”
赵阿姨想说我身体太坏了，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母亲就打断她：
“还打不打牌了？扯个没完！”
几个人立即住了口，涌进与母亲房间一墙之隔的徐阿姨厨房，抬出张大方桌，各就各位坐下，刘胖子拿出她的新扑克牌，哗哗地翻洗得令人眼花潦乱，眨眼间就把牌散发到每个人面前。
我从小桑树下站起来，打算上街去买颜色线和扭扣，为母亲缝补衣服。强撑着熬回来时，为不让身体的痛苦之状在人前暴露，我在豁口里蹲下来休息，却听见后院传出刘胖子大咧咧的声音：
“老李，你总说晓沙是神经病，我看不象啊！”
“有医生证明嘛！这次她从岭南回来就凭这个，精神分裂，单位才给她批了假！”顿了顿母亲又说：“她得神经病还不是因为跟人乱谈恋爱引起的！”
母亲的话象一枚炸弹在我头顶炸开，往下的议论传入我耳中变得恍恍忽忽，好在顽强的意志和敏锐的听觉让我还能分辩出那些话的含义。
“我也觉得不象，她跟我们一样啊！”徐阿姨惊讶地说。
“象不象谁弄得清楚，反正有医生证明，我还专门问了医生，神经病也有不发作的时候，她那种不哼不哈的样子，就是不正常嘛！”
“不过小沙身体是太差，一顿吃那一口饭，连只猫都养不活。”刘胖子说。
“人家二妹害肝炎还一年吃不下饭呢！”母亲又扯出二表姐，“医生说她这种病跟思想有很大关系，她就是一贯思想成问题，骄、娇二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得很，什么没力气，走不动路，都是好享受，怕吃苦！”
我听得头上直冒冷气，母亲象是完全忘记了我从小患多种结核病、好几次险些被死神夺走生命的事实！
“她学那个小提琴，自以为是得很，结果音乐学院少年班毕业，连本科都没升成！”母亲的发泄象决口的河堤。
“不过小沙小提琴是拉得好，那些年小原他爸从收音机里听到过好几次她拉的小提琴独奏，说拉得确实好听。按说广播电台都给她录音，还给稿费，应该是很拨尖的了，又怎么没让升大学呢？”徐阿姨非常不解。
“她就是盲目崇拜那些外国资产阶级的糜糜之音，又满脑袋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哪会让她升大学！”
“升大学要看家庭出身，是不是你的情况对她有影响？”刘胖子提醒。
“我对她有什么影响！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我从来没管过她，她变坏，跟我无关！”母亲尖刻地喊，接着激烈地说：“我看她呀，就是学那个小提琴把人学坏了！她那个奶妈也把她惯得莫名其妙！再说我生了她，养了她，莫非反倒错了？！”
我痛苦地抱紧双臂，在心里喊：“学小提琴怎么会把人学坏？妈妈，你怎么冷酷，也不能这样愚昧！”
“你也不要总说女儿不好，她在岭南时，你不也常说女儿对你好得很呢？给你寄那么多东西回来，补药，尼龙袜子，衣料，毛巾，数起来一大堆；怕你提水累着，又给你买回白铁皮水桶；那几次你还拿晓沙寄钱给你的汇款单给我看，她那点工资只顶你的一半，她给你寄钱是女儿的心意嘛！哪去找这样的好女儿！”刘胖子数落。
“我稀罕她那几个钱！我一辈子都栽在她身上了，她爸爸从不寄钱来，我一个人拉扯大她兄妹两个！”母亲怨恨地说。
我抱着头直想大喊：“妈妈，你怎能这样撒谎？爸爸一直寄钱抚养我和哥哥，小时候，爸爸给我们寄来那么多漂亮衣服、玩具和文具，你怎么能全都忘记？”
刘胖子转而叹道：
“也是，你命苦！”
“想开些，好歹也熬到今天了。”徐阿姨劝慰。
人们沉静下来，仿佛为母亲的不幸经历而伤感。
不多会儿，刘胖子又拉开话闸：
“不过小沙的情况是得想想办法，女孩子有些毛病，恐怕结了婚就会好。”
“呃，那次陈校长的爱人说把她弟弟介绍给晓萌，国家交响乐团那个，也是拉小提琴的吧？”徐阿姨问。
“早跟她说了，人家陈校长的爱人还问了好多次，她连吭都不吭一声！”
“那这次介绍的S大数学系那个研究生，晓沙觉得怎样？”徐阿姨又问。
“她第一天去见面，回来不哼不哈，话都不说；今天回来，居然说她实在不能同这个人好，哼，要我怎么伺侯她！”
我毅然从豁口走出来，邻居们咋一看见我，掩饰不住诧意，仿佛对我做了亏心事；倒是母亲怒色不改，她从来认为伤害女儿是她的权利，事实上她那些胡诌的绝情话早就在我面前说过无数次。
我挤出笑容，从邻居们身边走过；刘胖子有些过意不去，拉住我的手说：
“刚才赵阿姨走了，三缺一，你来顶？”
我摇摇头，径直走进家门，拿起母亲的衣服缝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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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这一幕的邻居乐开了。
“你们说小沙是不是只能当姐姐嘛！王老师刚从上海把儿子带回来，第一眼看见她就喊姐姐，又没有人教过！”周老师的爱人徐阿姨笑着说。
“她哪象二十岁的人，皮肤细嫩水灵得象奶娃儿一样！”伙房杨师傅的爱人赵阿姨说，爱嗔地瞥着我。
“小沙笑起来，脸上那对酒窝才好看死了呢！”蔡婆婆在洋台上喊。
“前几年，李老师还住在前院，那时后院没有水龙头，我去前院接水，见水龙头边围了好多人，都盯住一个女孩看，我过去一看，原来是晓沙！我跑回来问老周：前院那个女娃是哪家的啊？长得太乖了！谁知那个迂夫子一问三不知！”
“哪家的女娃，我们院子的乖女娃！”刘胖子同母亲从豁口走来，敞着大嗓门接茬，朝我问：“头发上别发夹干什么？光那一头天生卷发已经让满天下的女娃眼红了！”
“头发太蓬，不用发卡压一下不行。”我说。
“为啥不留长头发，梳辫子？”
“头发掉得太励害。”我压低声音，不想让母亲听见。
“也是，以前晓沙两条长辫子又粗又柔，真是找不出第二个！”刘胖子说。
“呃，不知咋的，晓沙是没有前几年好看了！”徐阿姨不解地说。
“是啊，人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怎么晓沙倒……”
赵阿姨想说我身体太坏了，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母亲就打断她：
“还打不打牌了？扯个没完！”
几个人立即住了口，涌进与母亲房间一墙之隔的徐阿姨厨房，抬出张大方桌，各就各位坐下，刘胖子拿出她的新扑克牌，哗哗地翻洗得令人眼花潦乱，眨眼间就把牌散发到每个人面前。
我从小桑树下站起来，打算上街去买颜色线和扭扣，为母亲缝补衣服。强撑着熬回来时，为不让身体的痛苦之状在人前暴露，我在豁口里蹲下来休息，却听见后院传出刘胖子大咧咧的声音：
“老李，你总说晓沙是神经病，我看不象啊！”
“有医生证明嘛！这次她从岭南回来就凭这个，精神分裂，单位才给她批了假！”顿了顿母亲又说：“她得神经病还不是因为跟人乱谈恋爱引起的！”
母亲的话象一枚炸弹在我头顶炸开，往下的议论传入我耳中变得恍恍忽忽，好在顽强的意志和敏锐的听觉让我还能分辩出那些话的含义。
“我也觉得不象，她跟我们一样啊！”徐阿姨惊讶地说。
“象不象谁弄得清楚，反正有医生证明，我还专门问了医生，神经病也有不发作的时候，她那种不哼不哈的样子，就是不正常嘛！”
“不过小沙身体是太差，一顿吃那一口饭，连只猫都养不活。”刘胖子说。
“人家二妹害肝炎还一年吃不下饭呢！”母亲又扯出二表姐，“医生说她这种病跟思想有很大关系，她就是一贯思想成问题，骄、娇二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得很，什么没力气，走不动路，都是好享受，怕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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