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韩小贝（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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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哥哥韩晓贝来信，说他最近要来。”施顺华漫不经心说。

我有些发懵。断定没有听错，便想问哥哥何时来信，信中说了什么，那人却已反身走出门。

想到哥哥，我心情难以平静。五年前，他高中毕业后去到远离西都的酒城，进入三线大厂当工人，那之后两年，我在音乐界批判西洋古典音乐的运动中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克利斯多夫式人物”等罪名，在学校挨了批，被发配到遥远的岭南歌舞团，跟哥哥恍若隔了两重天。我希望与哥哥沟通，但由于工作繁忙，除为他买一些东西寄去，却也只写了数封信。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哥哥竟写信要和我断绝兄妹关系，因为我在信中提醒他要珍惜光阴多多学习、提高工作技能、不要整日沉溺于闲逛；还对他说你若再对妈妈不好，我给你买的东西就会从你手里飞走——因为母亲来信总说哥哥对她不好……

对“断绝兄妹关系”，我一笑了之，心想哥哥真是孩子气，我就耐心地等着他长大吧！

说起来，哥哥并非第一次来S大学。两个月前我“轻生”，从医院回到桃园村不久，他带着两个酒城特产的藤编箱子突然来到，说箱子一个给母亲，一个是给我的结婚礼物。

听到“结婚礼物”几个字，我愣了，半晌才嗫嚅地说：“不要再提结婚这件事了。”我巴望哥哥能问一问，这个婚是怎么结的？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个婚姻于我形同地狱。哥哥却冷冷地说：“你的病我们都知道，你不要总以为别人不关心你的病。”

我又愣了。我是什么病他问过吗？他所说“我们”指哪些人？可这些话我憋在心里没能说出来。在亲情疏冷的娘家人中间，我从小的性格是隐忍退让，从不诉说身体的病痛，也不让心中的不快露于言表，事实上我已经丧失了与人交流、让人了解我的能力，我的呆钝木纳，已对我的命运构成可怕的影响。

见我愣着，哥哥说声“我很忙，其实我经常到西都来。”脚步匆匆地走了。

酒城位于长江沿岸，那地方因真枪实弹的武斗而闻名全国，人员死伤不计其数，传说中连坦克和军舰都派上用场了，各派抓到“俘虏”时所施的酷刑，更是让人听着胆寒。哥哥是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经常往来于省城实为自然。望着他的背影，我在心中祈愿：枪炮子弹请长眼睛，千万不要碰我哥哥，他年轻，应该有自已的生活，将来照顾母亲的重任也全落在他身上了！

想到即将的见面，我又兴奋又感动，又有种难言的苦涩。不过，我没有理由责怪兄长，因为他的冷漠并非毫无缘由。首先，我出生后由奶娘喂养，随外婆长时间住在乡间的大宅院，不知在何方的哥哥偶尔到大宅院来住几天，也象个走亲戚的小客人。这种与生俱来的疏离，让手足亲情少了萌生的土壤。更为不幸的是，当土地革命的风暴习卷那片静寂山乡，奶娘把幼弱的我带回了她的赤贫家乡，未满六岁的哥哥却因为是“大军阀大地主”家的孩子，沧落为可怜的流浪儿。小男孩白天乞讨，夜里回到大宅院里农民留给他的那间偏房，一个人睡在破席子上；他患上了虐疾，浑身抽搐，发着高烧；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房顶的瓦片被砸落下来，直端端砸在他的左眼旁，小男孩血流如注，在黑暗中孤零零哭喊……一年后，奶娘八方寻访找到他，他才结束了流浪儿生涯。那时候哥哥又黑又瘦，左眼旁竖着道长长的伤疤，令人发悚又叫人心痛。之后奶娘带领两个孩子爬山涉水，去到南充，与在川北行署工作的母亲团聚，兄妹间才有了手足相依的前提。

每每想到哥哥那段经历，我都忍不住掉泪，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就遭受那样的不幸，心灵肯定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因此无论他对我怎么冷漠，我都无权责怪，我唯一应该做的，是尽力减淡他心中的创痛。我没能想到的是，那创痛在韩晓贝心中种下的隔阂和怨恨，远非我这个侥幸躲过那一劫的人能够消除掉。

我拉开抽屉，从付食品配给票中找出每月定量供应的一斤肉票，高兴地自语：“哈，幸好省了嘴，没吃掉它！”

施顺华推门走进来。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看了看桌上的小闹钟。

“学习完了，就可以走呗。”

“哥哥在信中说了什么？把信给我看。”

“也没说什么，学习的时候不知放哪里去了。”

施顺华透着不耐烦，坐到椅子上，架起二郎腿，抬起下巴，用手往脸和脖颈上使劲搓揉，把搓下的污物从手指捻抹到地上。在反复做让人不堪忍受的动作时，他把歪着的嘴撑得老大，随着手一次次使劲，他整张脸被拉扯成奇形怪状、丑陋至极，而他却十分地惬意，活象大烟鬼过足了烟瘾。

以往凡遇此情，我都赶紧转脸躲避，这次却不同，我小鸟依人地坐到他旁边，拉住他的衣领柔声说：“得好好招待我哥哥啊！他虽然是造反派，但可是个正直的人哦！”

担心哥哥仍然会遭他嫌弃，我加重语气道：“我哥哥小时候受了很大的苦，土改时当了流浪儿，生病发高烧时一个人孤零零躺在破席子上，还被房顶上掉下的瓦砸得头破血流……好在，他活了下来……不错，哥哥是大军阀大地主家的孩子，可是他还小啊，他没有剥削过穷人，他什么错也没有，不是吗？”

我掏出手绢拭擦泪水，却见那人面色阴沉，把两片嘴皮蹦得紧紧。我的心一沉，站起来愤然地想：你是**员又怎样！你有什么资格蔑视我哥哥！再说我们的爸妈是打天下的老**人，你也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不屑地瞅着那人，我哪里想象得到，我这纯碎是杞人忧天。这人绝对不是忠守信仰的人，他的“党性原则”不过是对付跟自已过不去的人的锐器，除此之外，他那“原则”就跟捏小糖人儿似的，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眼下他能不利用他早就觉察到的我娘家人情感上的隙撩，干那些挑拨离间的勾当吗？而事实上他已经跟韩晓贝有过接触，就象婚前跟我母亲接触那样，双方颇为楔合，颇为愉快，当然完全瞒着我。

施顺华把从脸上搓下的污垢从手上抹到地板上，见我拿背朝着他，忽地抖动起二郎腿，说：

“呃，你哥哥还没有女朋友呢，我看把章老三介绍给他很合适啊。”

“怎么老提那女人！我哥哥跟那种人是一类人吗？”其实我该再问一句：你怎么就跟那种女人那么熟？只是这话当时我未想到。我的目光受不了他搓污垢的动作，终于忍无可忍地抱怨：

“你怎么老是搓来搓去？不知道那种动作让人非常难受吗？把脸冼干净就得了嘛！”

施顺华立即拉长脸，又往地板上搓几下手，起身往外走。

我又打开抽屉，看着肉票欣慰地想：

“去你的，我可要用这一斤肉票招待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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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哥哥韩晓贝来信，说他最近要来。”施顺华漫不经心说。

我有些发懵。断定没有听错，便想问哥哥何时来信，信中说了什么，那人却已反身走出门。

想到哥哥，我心情难以平静。五年前，他高中毕业后去到远离西都的酒城，进入三线大厂当工人，那之后两年，我在音乐界批判西洋古典音乐的运动中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克利斯多夫式人物”等罪名，在学校挨了批，被发配到遥远的岭南歌舞团，跟哥哥恍若隔了两重天。我希望与哥哥沟通，但由于工作繁忙，除为他买一些东西寄去，却也只写了数封信。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哥哥竟写信要和我断绝兄妹关系，因为我在信中提醒他要珍惜光阴多多学习、提高工作技能、不要整日沉溺于闲逛；还对他说你若再对妈妈不好，我给你买的东西就会从你手里飞走——因为母亲来信总说哥哥对她不好……

对“断绝兄妹关系”，我一笑了之，心想哥哥真是孩子气，我就耐心地等着他长大吧！

说起来，哥哥并非第一次来S大学。两个月前我“轻生”，从医院回到桃园村不久，他带着两个酒城特产的藤编箱子突然来到，说箱子一个给母亲，一个是给我的结婚礼物。

听到“结婚礼物”几个字，我愣了，半晌才嗫嚅地说：“不要再提结婚这件事了。”我巴望哥哥能问一问，这个婚是怎么结的？我希望他能看到这个婚姻于我形同地狱。哥哥却冷冷地说：“你的病我们都知道，你不要总以为别人不关心你的病。”

我又愣了。我是什么病他问过吗？他所说“我们”指哪些人？可这些话我憋在心里没能说出来。在亲情疏冷的娘家人中间，我从小的性格是隐忍退让，从不诉说身体的病痛，也不让心中的不快露于言表，事实上我已经丧失了与人交流、让人了解我的能力，我的呆钝木纳，已对我的命运构成可怕的影响。

见我愣着，哥哥说声“我很忙，其实我经常到西都来。”脚步匆匆地走了。

酒城位于长江沿岸，那地方因真枪实弹的武斗而闻名全国，人员死伤不计其数，传说中连坦克和军舰都派上用场了，各派抓到“俘虏”时所施的酷刑，更是让人听着胆寒。哥哥是一派造反组织的头头，经常往来于省城实为自然。望着他的背影，我在心中祈愿：枪炮子弹请长眼睛，千万不要碰我哥哥，他年轻，应该有自已的生活，将来照顾母亲的重任也全落在他身上了！

想到即将的见面，我又兴奋又感动，又有种难言的苦涩。不过，我没有理由责怪兄长，因为他的冷漠并非毫无缘由。首先，我出生后由奶娘喂养，随外婆长时间住在乡间的大宅院，不知在何方的哥哥偶尔到大宅院来住几天，也象个走亲戚的小客人。这种与生俱来的疏离，让手足亲情少了萌生的土壤。更为不幸的是，当土地革命的风暴习卷那片静寂山乡，奶娘把幼弱的我带回了她的赤贫家乡，未满六岁的哥哥却因为是“大军阀大地主”家的孩子，沧落为可怜的流浪儿。小男孩白天乞讨，夜里回到大宅院里农民留给他的那间偏房，一个人睡在破席子上；他患上了虐疾，浑身抽搐，发着高烧；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一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房顶的瓦片被砸落下来，直端端砸在他的左眼旁，小男孩血流如注，在黑暗中孤零零哭喊……一年后，奶娘八方寻访找到他，他才结束了流浪儿生涯。那时候哥哥又黑又瘦，左眼旁竖着道长长的伤疤，令人发悚又叫人心痛。之后奶娘带领两个孩子爬山涉水，去到南充，与在川北行署工作的母亲团聚，兄妹间才有了手足相依的前提。

每每想到哥哥那段经历，我都忍不住掉泪，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就遭受那样的不幸，心灵肯定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因此无论他对我怎么冷漠，我都无权责怪，我唯一应该做的，是尽力减淡他心中的创痛。我没能想到的是，那创痛在韩晓贝心中种下的隔阂和怨恨，远非我这个侥幸躲过那一劫的人能够消除掉。

我拉开抽屉，从付食品配给票中找出每月定量供应的一斤肉票，高兴地自语：“哈，幸好省了嘴，没吃掉它！”

施顺华推门走进来。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看了看桌上的小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