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数千公里的生死磨难，我又来到争园，奄奄一息，却还有一口气。
下午，母亲走进房间，百无聊奈地往四堵墙壁看了看，站到书架前，从一排英文版精装数学书中抽出一本，翻了翻，啧啧赞叹一阵，又抽出一本。看样子她想把每本数学书都抽出来看，虽然她对数学从无兴趣，而且几乎忘光了中学时代学的英文。
我从床上撑起来，把自已挪到凳子上，一边收拾零乱的书桌，一边找寻与母亲摆谈的机会，这时候施顺华回来了。
“哟，又这么早回来！”母亲合上手中的书，脸上透着意外和欣喜。
“特殊情况嘛。”那人把椅子从书桌边端到母亲身后，体贴地说：“坐。”
母亲没有坐下，走到书桌前，伸出手指想摸桌子，却还没碰到桌面就把手缩回来。这动作勾起我的记忆，小时候每当我做完家里的大扫除，母亲从单位里回来，都把手指伸到家俱的每个隐蔽角落摸一摸，看看手指上是否沾上残留的灰尘，以确定我的劳作是否合格。此刻看见母亲的举动，我急忙说：“妈妈，书桌上好多天没抹灰尘了，别弄脏你的手，呆会儿我打水来抹掉，你先坐下休息吧。”
母亲坐下，对摆在书桌上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乐谱来了兴致，说：
“我们在五·七干校看的《红灯记》电影，比在城里看的要长得多，听说演铁梅的演员也换了。”
“哦，演铁梅的换了吗？以前是那个演员叫刘、刘……”
“刘长瑜。”我说。
“呵，好象这一个比原来那个要秀气些？”母亲向施顺华说。
“没有换，演铁梅的还是刘长瑜。”我解释说，虽然《红灯记》我很久没看了，但换演员这样的大事，身处文艺界的我绝对不乏消息来源。
母亲满脸不高兴，把话题挪开：“说到演员，五·七干校的人都说还是朝鲜电影里女演员漂亮，而且朝鲜电影里的音乐也比中国的好听。”
“中国的民族歌剧《白毛女》音乐也不错啊！”我当然不会提及《茶花女》、《卡门》这些外国“大毒草”。
“想当年，李伯钊他们创作歌剧《白毛女》，硬是费了不少功夫！歌剧哟，跟话剧又不同哦，啧啧！”母亲旧话重提，摇头感慨。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人员中没有李伯钊。”我说。
“当然有李伯钊啊！在延安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们住在桥儿沟，都离得很近！”
——母亲说的是1938年，父亲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或者是1943年初，父亲历经担任新华日报社特派记者、编辑科长，担任太行文艺界联合会总干事、主编《华北文华》月刊之后，和她从华北敌后回到延安，父亲在鲁艺文学部作文学研究工作，他们住在桥儿沟的那一段事。
“妈妈，这些常识，小时候我一进音乐学院附中就学过的。”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母亲猛一拍桌子说，“天下就你行！我看你还要自以为是到哪里去！”说完，怒气冲冲走出去。
我傻了。
“对自已的妈妈，怎么能这样说话！”施顺华不失时机地朝我火上浇油。
“她说的是错话，难道我非要跟着她错不可？这不太可笑嘛！”
施顺华没吭声，也走出去。
瞬息之后，眼前情景就让我深感懊悔，母亲就是有天大的错，也容不得我指出，我怎么记不住这个老规矩？可是母亲当着施顺华的面这样对待我，未免也太过矫情了吧！我在信中苦苦向她说明，施顺华和我没有感情基础，我情愿独自忍受病痛甚至等死，也不愿再到这里来，可母亲为什么总是向着他？这一切令我深感困惑！
又忙忽一阵，吃过晚饭，三个人悠哉游哉往外走。
有生以来，我头一次同母亲一起散步。走在母亲身边，我又想找机会和她摆谈，母女间的沟通实在太少了，但母亲只顾与施顺华说话，我非但插不上嘴，反而象个拖累她的多余人。不多会儿，我就被他们远远甩到后面，我想加快步子跟上去，却又体力不支，只好顺其自然，在后面拖沓前行。
看到母亲如此兴奋，我也感到欣慰，这说明我的灾难婚姻也有某种价值，但我又无法驱散心中的困惑，我不明白母亲在信中对我的深情，为什么又骤然消失，不明白为什么我遵从她的恳求千辛万苦赶回来，她却只字不提在信中浓墨重彩宣染的帮助我治病的方案。眼下似乎我的一切与她毫不相干，我的惨痛付出也毫无价值。欣慰之余，我的心又说不出地难受，我后悔离开了岭南，后悔丢弃了好不容易才找回的平静和自尊，再次掉进这个可怕的坑子。
我实在无力再向前走，拼出力气对前面两个人说：我回去了。母亲与施顺华口惹悬河的摆谈嘎然而止，两个人对视一眼，默契地转身往回走。
三个人回到房里。每个人都口唇紧闭，沉默而疏冷。为摆脱压抑，我走到书架上的小镜子前，拿起梳子往凌乱的头发梳了两下。看着梳子带下的大把脱发，我忍不住焦急地说：
“头发掉得太可怕了，只剩薄薄一层了，怎么办啊！”
我话音未落，母亲就霎地冷下脸，撇着嘴，和施顺华交换了个鄙夷的眼色。
我猛一下怔住了，母亲与施顺华的默契和会意，象把刀直捅我的心窝。我骤然失去理智，抓起右脸颊边一大把头发，拿起剪刀一阵猛剪，直到把头发剪成难看的阶梯状，才停下来，神情凄楚地看着满地落发。
房间里一片死寂，母亲抱着双臂沉默一阵，又同施顺华交换了个会意的眼神，二人一起走出去。
啊，我真的成多余人了！既然与施顺华心心相通看法无佐，母亲为什么一定要我回来？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熬过翻江倒海般的痛苦思绪，我又想这其实见怪不怪，母亲不原本就是这样嘛！小时候，我对着秋风扫落叶般从我头上脱落，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的落发，痛心地“啊！”了一声，立即遭到母亲的憎恶和喝骂，从此我再不流露情绪，直到头发掉得所剩无几……既然母亲一惯如此，那就无须去猜想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没必要自寻烦恼。当然，事实上我心中的激愤和痛苦难以平息，母亲与施顺华在互递眼色中流露的对我的轻侮，实在太让我受剌激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一切！
历经数千公里的生死磨难，我又来到争园，奄奄一息，却还有一口气。
下午，母亲走进房间，百无聊奈地往四堵墙壁看了看，站到书架前，从一排英文版精装数学书中抽出一本，翻了翻，啧啧赞叹一阵，又抽出一本。看样子她想把每本数学书都抽出来看，虽然她对数学从无兴趣，而且几乎忘光了中学时代学的英文。
我从床上撑起来，把自已挪到凳子上，一边收拾零乱的书桌，一边找寻与母亲摆谈的机会，这时候施顺华回来了。
“哟，又这么早回来！”母亲合上手中的书，脸上透着意外和欣喜。
“特殊情况嘛。”那人把椅子从书桌边端到母亲身后，体贴地说：“坐。”
母亲没有坐下，走到书桌前，伸出手指想摸桌子，却还没碰到桌面就把手缩回来。这动作勾起我的记忆，小时候每当我做完家里的大扫除，母亲从单位里回来，都把手指伸到家俱的每个隐蔽角落摸一摸，看看手指上是否沾上残留的灰尘，以确定我的劳作是否合格。此刻看见母亲的举动，我急忙说：“妈妈，书桌上好多天没抹灰尘了，别弄脏你的手，呆会儿我打水来抹掉，你先坐下休息吧。”
母亲坐下，对摆在书桌上的《钢琴伴唱红灯记》乐谱来了兴致，说：
“我们在五·七干校看的《红灯记》电影，比在城里看的要长得多，听说演铁梅的演员也换了。”
“哦，演铁梅的换了吗？以前是那个演员叫刘、刘……”
“刘长瑜。”我说。
“呵，好象这一个比原来那个要秀气些？”母亲向施顺华说。
“没有换，演铁梅的还是刘长瑜。”我解释说，虽然《红灯记》我很久没看了，但换演员这样的大事，身处文艺界的我绝对不乏消息来源。
母亲满脸不高兴，把话题挪开：“说到演员，五·七干校的人都说还是朝鲜电影里女演员漂亮，而且朝鲜电影里的音乐也比中国的好听。”
“中国的民族歌剧《白毛女》音乐也不错啊！”我当然不会提及《茶花女》、《卡门》这些外国“大毒草”。
“想当年，李伯钊他们创作歌剧《白毛女》，硬是费了不少功夫！歌剧哟，跟话剧又不同哦，啧啧！”母亲旧话重提，摇头感慨。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人员中没有李伯钊。”我说。
“当然有李伯钊啊！在延安时我就知道，那时我们住在桥儿沟，都离得很近！”
——母亲说的是1938年，父亲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或者是1943年初，父亲历经担任新华日报社特派记者、编辑科长，担任太行文艺界联合会总干事、主编《华北文华》月刊之后，和她从华北敌后回到延安，父亲在鲁艺文学部作文学研究工作，他们住在桥儿沟的那一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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