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小说――文学熊猫（1 / 1）

喜剧小说——文学熊猫

——我为什么把“喜剧小说”作为自己的专攻

南台

我的名片上写着三句话：小说战略——空地种树；主攻方向——喜剧小说；创作口号——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一个都不能少！

这三句话不是随便来的，是我搞文学创作以来，经过了2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找到方向，却在1998年被雷达、曾镇南、高嵩等老师点醒后才确定的。“喜剧小说”是只“文学熊猫”！它不仅能够满足我“空地种树”的小说战略，还能满足我“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一个都不能少！”的创作口号。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喜剧小说的特点是稀少、顽皮、善良、高雅、智慧、深刻，它能使读者惊喜、愉悦、温暖、高尚、益智、震撼，如果把它看作精神食粮，是值得珍惜的。

一、先说“稀少”。

熊猫就稀少，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而中国也不多。喜剧小说也稀少，高嵩先生说的是世界，我关注的是中国，而且仅限于长篇小说。

中国稀少到什么程度？说两个时段就知道了：一是从公元前300年到1923年的两千二百多年的时段中，中国小说史上能称为讽刺喜剧小说的长篇，“有名而几乎唯一的”只有《儒林外史》，此后“就可以谓之绝响”。这话是鲁迅先生说的，大约没有很多人反对；二是1947年《围城》出版之后，整整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没有一部长篇喜剧小说。这话是上海大学的李瑞铭先生说的。北京大学的洪子诚先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的正好是1949年以来，他也说，“幽默、嘲讽的小说，其价值、地位则受到怀疑。它们是否可以成为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一直含糊不清。”。在洪先生36万多字的“史”著里，只提到广东欧阳山先生的一个小短篇是讽刺喜剧小说，命运却是“因其久违而在开始受到欢迎，但最终还是得到被批判、否定的待遇。”这就不仅说了“稀少”，还说明了之所以稀少的原因。洪先生的史著在北大是当作教材使用的，可信度大约会比较高。

而且，另一位重量级的评论家，张炯先生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小说研究”排在第一名的雷达先生还说了，喜剧小说，“不少人想写却写不出。”这就是说，喜剧小说不仅过去少，现在少，将来注定还不会多。数数中国文学史就知道，几千年以来，整个中国的长篇喜剧小说总数比熊猫还少许多。

二、再说“顽皮”。

熊猫是挺顽皮的，顽皮得非常有趣，而这正是人们喜爱它的一个原因。动物园里，人们经常在熊猫馆前哈哈大笑，就是熊猫的顽皮逗的。

喜剧小说也顽皮。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讽刺”是其特点之一；看看《围城》又知道——“幽默”也是其特顽皮点之一。喜剧小说就是要让人笑。莫里哀说，喜剧是“用笑来触发和点燃头脑”，这就决定了，喜剧小说必须是“顽皮”的，不顽皮，就不可能让人笑。世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相声、小品、漫画、杂文？因为这些艺术品种都是以讽刺、幽默为主要特征的——顽皮而有趣。喜剧小说和这些艺术品种是相通的。我把喜剧小说叫做“文字的漫画，纸上的相声，长篇的小品，抒情的杂文”，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讽刺”，不“幽默”，不“有趣”，就丧失了喜剧小说的特点，就不是喜剧小说了。

三、再说“善良”。

熊猫是善良的，它是较大的动物了，要按“力”来论，它是有能力欺负很多小动物的，然而，它却以植物为食，而不伤害弱小动物。

喜剧小说也是“善良”的。古希腊人给喜剧下的定义是：“喜剧是私人和公众事务的缩影，其中没有任何危险成分。”喜剧，按陈瘦竹先生的理论，可以分为“讽刺性喜剧”、“幽默性喜剧”和“赞美性喜剧”三种。在喜剧小说尚无专门论著的今天，此亦可暂时套用在喜剧小说里。“幽默性”和“赞美性”不必说，肯定是“善良的”，唯有“讽刺性喜剧小说”，在许多人心里，蒙胧的觉得似乎是个刺儿头，但其实，“讽刺性喜剧小说”也是善良的。

首先，“‘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这就决定了，喜剧小说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不能捏造，不能诬陷，从源头上保证了它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自毒自恶，更不会比现实生活更毒更恶。

其次，“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厅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能让大家“习惯”，可见恶得有限，讽刺只是把事实说出来，如果有人“不怨事实而怨写出”，未免也太古怪了吧。

第三，鲁迅先生在答“文学社问”的《什么是讽刺？》时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又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

这就不难看出，喜剧小说，即使是有刺的“讽刺性喜剧小说”，也是善良的。

四、再说“高雅”。

熊猫是很有些绅士风度的，在动物界，它实实在在是位雅士。

喜剧小说也高雅。请看两部喜剧小说在世界文坛上地位：一是《傲慢与偏见》。10年前，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大阅读”活动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著作中，排第一位的是《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居第二。可到了2007年“世界图书日”，英国有家网站发起调查，让大家选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100部著作，结果，经典书目超过流行，《简·爱》、《呼啸山庄》等经典作品排名靠前，而《傲慢与偏见》排名第一，成了英国人的最爱。

二是《堂吉诃德》。几年前，瑞典学院以“人类最佳文学作品”为题，请当今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百余位著名作家、学者参与推选。结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绝对优势名列第一。比第二名《哈姆雷特》领先三十多个百分点。评论说，这不是偶然的，它的写作方法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海涅称之为“现代小说之父”），其在认识论和价值观方面对人类的贡献也不是一般哲学著作所能媲美的。在产生过果戈理这样伟大的喜剧小说作家的俄罗斯，近些年由于喜剧作品的衰微，评论家便哀叹：“如今的俄罗斯文学正在走向衰亡，俄罗斯人性格中惯有的讥讽、幽默、悲天悯人的情怀已经消失了。”在中国，同样也认为喜剧小说作家比“有成就的作家”还“高”，阎纲先生曾准备选编一部喜剧小说集，却担心称“有成就的作家”为“幽默小说作家”人家嫌降低了身份，王蒙同志立即纠正说：“不是降低，而是抬高。”！这话是有道理的，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喜剧小说的经典，高不高？雅不雅？不仅高雅，而且深刻！

五、最后再说说“智慧”和“深刻”。

熊猫是不是动物中最聪明的，似乎还没有较有力的证据。但喜剧小说是智慧的文学，却是形态特点所要求的。不能成为智慧文学，没有深刻的洞察力，也就无缘喜剧小说。

喜剧小说的最主要特点是讽刺和幽默，前者要泼辣、犀利，后者要温婉、机智，都离不开智慧。王蒙先生就直言过：“幽默是智慧，是智力的优越感。”从鲁迅先生论讽刺来看也是。鲁迅先生说：讽刺的事情都是“公然的”，“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讽刺作家“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常见而人不见，只有讽刺作家能看出问题，说明他们有发现深刻的眼光，那就是智慧。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也说：“幽默是判断一个伟大民族智慧和气度的尺度。”阎纲先生要选编一部幽默小说选，担心称有成就的作家为“幽默小说作家”，人家会不会觉得降低了作家的身份，王蒙立即纠正说：“不是降低，而是抬高。”

马克思说：“黑格尔曾经说过，实际上，喜剧高于悲剧，理性的幽默高于理性的激情。”“高于”就是智慧的体现，就是深刻的表现。在出过果戈理等伟大的喜剧作家的俄罗斯，对喜剧的认识是“讽刺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而要“艺术”，也是需要智慧的。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说“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是对喜剧小说需要智慧的反证。这观点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马克思说：“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注意这个“最后阶段”，它实际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极致到最完美最高级的阶段，而这只有喜剧才配得上。而麦里狄斯也说：“在连普通的智力活动都没有的地方，任务在于启迪人们思想的喜剧诗人也是得不到人的理解的。”

如此稀少，如此有趣，如此高雅，又如此善良、智慧、深刻的文学作品，不是“文学熊猫”是什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喜剧小说的极度稀缺，说明它的生长环境并不美好。倒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卞和。“和氏璧”，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好像还没有比它名气更大的玉，曾惹得称霸群雄的秦国想用15座城池换取，足见其了得，可当时却因无人认识，卞同志第一次献宝竟以欺君之罪被砍了一只脚，第二次献宝，又被砍了一只脚。此事历楚厉王、武王、文王三朝，半个多世纪，说明好东西还得识宝人才能行世。在老母鸡眼里，金豆子比不上瘪谷子，难怪古人要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在”！

“喜剧小说”，只有在目光如刀的读者、编辑、评论家眼里，才是“文学熊猫”！可喜的是，认识到这一点人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