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其实,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养‘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气氛。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尘土一样。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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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其实,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养‘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气氛。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尘土一样。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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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其实,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养‘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气氛。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尘土一样。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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